由工业化导致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聚,在《上海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行动方案》中

 综合新闻     |      2020-01-14 22:10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为7.1亿多,占比为52.6%,农村人口为6.4亿多,占比为47.4%;农村人均纯收入为7911元,按照市场汇率约为1273美元,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按照市场汇率约为3955美元,两者加权平均后,中国的人均收入约为2700美元左右。以上这些数字给出的基本信息是非常明确的,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二,但是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

从全球看,具备综合优势的上海足以担当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基地和向国内辐射的桥头堡;从国内看,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为上海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发展先进制造业,不仅是上海城市经济产业生命周期的自然延续,也是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坚强基石。 上月底,备受关注的《上海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行动方案》浮出水面。 立志从传统工业城市转变为“四个中心”国际大都市服务全国的上海,在全市服务业增幅趋缓的背景下,为何仍然要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我们不妨对《方案》作一剖析。 产业花季伟德体育官方网站 , 想象一列不断加速的列车,或者是一朵怒放的鲜花。 并非外力迫使,强大的内应力与自然的生命力引领它们进入生命最旺盛的周期。 上海制造业的现状正是如此。 按世界工业发展轨迹,一座城市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社会消费主力从“吃穿”升级到“住行”,城市工业化进程加快;连续数年重工业比重超过轻工业,城市产业进入工业化水平相对发达的重化工业阶段,在这个阶段,具有高端优势的先进制造业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目前上海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重工业比重连续12年超过轻工业,工业年创产值能力从建国之初的100亿元提高到了去年的10000亿元……无论从哪个指标考量,上海制造业无疑正进入它生命周期的“花季”。 “花季”特征之一,经济总量继续扩大。1973年建设的上海石化,1979年建设的宝钢,1985年成立的上海大众,这几大重化产业2010年达到规模经济时,建设发展期将分别达到近30年、30年和25年。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理论,重化产业达到规模顶点会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未来5年—10年将仍然是上海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上升期。 “花季”特征之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以用地集约化水平为例,上海工业总量从100亿元增加到1000亿元,用地从42平方公里扩大到240平方公里,增长5倍多;工业总量从1000亿元增加到10000亿元,用地增长3倍;据预测,到2010年上海工业总量翻一番,用地将只增长30%。 “花季”特征之三,环境质量逐步改善。根据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随着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环境污染水平在到达一个拐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长下降。近几年上海工业快速增长,环境不断改善,已呈拐点之势,如每平方公里投资额超过10亿美元的上海化工区,其污水日排放量只有传统化工区的1/10。 怒放,离不开阳光、温度、湿度等外部条件。从全球看,具备综合优势的上海足以担当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基地和向国内辐射的桥头堡;从国内看,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为上海交通运输装备、基础原材料工业、大型成套装备等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一系列内因动力与外在机遇,决定了上海制造业还存在着相当的增长空间,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是顺应产业生命周期的必然。 先进内涵 以“先进”两字作定语,是上海制造业审时度势的战略定位。 制造业的产业链大体可分为以原料生产为主的上游产品,以零部件配套为主的中游产品和以整机装配及最终产品生产为主的下游产品。具备深厚基础的上海制造业只有大力发展处于下游的先进制造业,才能与周边及国内其它地区形成产业结构差,建立高端优势,更好地壮大自身和服务全国。 因此,在《上海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行动方案》中,先进制造业的内涵被表述为:能够不断吸收国内外高新技术成果,并将先进制造技术、制造模式及管理方式综合应用于研发、设计、制造、检测和服务等全过程的制造业,具有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创新能力强、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服务功能全、就业比较多等特点。 让我们将抽象的表述具象到产业。在上海制造业构成中,以钢铁、汽车、石化为代表的重工业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在全国同行业中规模优势明显;而在我国制造业总体构成中,重化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整体素质低,有数据表明,我国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85%、石化装备的80%,以及轿车制造、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装备的70%均依赖进口。 “先进”的五大战略重点应势而出:提升支柱产业竞争优势。依托电子信息、汽车、钢铁、石化四大产业基地,加大投资集聚,保持规模优势,提高竞争能力,力争到2010年成为具有国际水平的国家级微电子产业基地,200万辆汽车年产能,世界一流、亚洲第一的现代化工基地和世界级的精品钢材基地。 推动装备产业升级突破。抓住城市化机遇,推动产学研攻关,加快国际化合作,到2010年形成若干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和系统集成公司,发电设备、微电子装备、煤液化成套设备等行业的技术水平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基本建成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国家基地,为中国工业化发展提供“工作母机”。 加快战略产业培育壮大。保持上海作为我国战略产业重要基地的地位,重点发展船舶、航天、航空、核能工业和海洋工程五大战略产业。 抢占新兴产业重点领域。从增强产业后劲出发,在光电子、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等四大领域抢占制高点,其中“十一五”期间最有希望成长为千亿元大产业的TFT液晶显示第五代产品,上月已正式下线。 保持都市产业稳定发展。重点提升服装服饰业、食品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包装印刷广告制作业、工艺旅游纪念品业、化妆及清洁洗涤用品业的服务功能和能级。 今天方案的高起点,夯实了未来先进的制高点。 两翼齐飞 应该看到,率先发展现代服务业与率先发展先进制造业绝不矛盾。 制造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现代国家竞争力的源泉。先进制造业对服务业的拉动主要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效应。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为生产、商务活动而非直接向个体消费者提供的服务,包括金融、保险、法律、会计、管理咨询、研究开发、工程设计、物流、广告、人事、物业管理等。相比于商业、餐饮等传统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具有高智力、高集聚、高成长、高辐射、高就业等特点。 一个深入浅出的例子:作为世界上最大鞋类生产企业的美国耐克公司,本身并没有一家生产车间,核心业务只有外观设计与营销策划,具体的运输、广告、生产分别由物流服务公司、广告公司和加工厂负责。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从生产制造产业链衍生,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座城市,先进制造业越发达,生产性服务业就越发达;先进制造业越落后,生产性服务业也越落后。在世界经合组织国家中,金融、保险、房地产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强;而在上海,由于制造业未达到相应的规模和能级,上述生产性服务业在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近年来呈下降趋势。发展先进制造业已成为上海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内在需求。

根据国际和历史的经验,对于一个二元经济国家来说,它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定是工业化,因为只有借助于工业化发展,才能有效地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创造就业机会,吸收来自于农村的剩余劳动;第二,提高收入促进消费,因为工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而传统的农业部门则具有报酬递减的特征;第三,提高经济密度,工业生产对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要求会导致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由此造成的经济密度的提高,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而且还可以造成土地使用的集约;第四,扩大市场规模,由经济活动导致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会带来人口的规模集聚,这样就会产生“本地市场效应”,即由于人口增加而造成的本地消费的增加,当生产和消费在同一个空间上集中的时候,现代城市便诞生了;第五,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发展,由工业化导致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聚,不仅会吸纳来自于农村的剩余劳动,而且还会释放出大量的土地,吐地和劳动的关系因此会变得紧张,于是使用资本和机械来替代劳动就成为理性的选择,现代大农业最终会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得以发展。

但是,就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还需要继续工业化的关键时刻,我们却选择了经济转型,走上了“去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其结果是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经济增长的下降。“去工业化”会导致全社会就业率下降,这就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向城市工业的流动,从而为中国从现有的二元结构经济向工业化的单一结构社会转型设置了障碍。更为重要的是,在农业生产报酬递减和工业生产报酬递增之规律的作用下,只要国民经济在增长,那么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去工业化”还会导致经济增长的下降,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禀赋和收入水平不满足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条件。中国的禀赋特征是“技术/劳动”比较低,整个国家并不具备向高技术产业转型的条件,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3000美元,尚未达到大规模消费服务产品的发展阶段。所以,既不可能通过发展高科技产业、也不可能通过发展现代服务业来维持可持续的增长。简单地讲,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发展高科技产业缺乏供给能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则缺乏有效的市场需求。如果再把视野进一步拓宽到国际市场,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并无优势可言,而大部分服务产品又都是不可贸易的。所以,如果中国过分强调转向高技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驱动的经济增长之路,那么就会在供给瓶颈(高技术产业)和需求不足(服务业)的双重制约下,走上经济衰退之路。事实已经验证了我们上述的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结构调整中趋于减速,其原因就在于,作为存量的制造业增长被强调的转型升级的政策干预淘汰了,但是,作为增量的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却因为受到禀赋和需求的双重制约而无法填补制造业减弱所留下的缺口。

面对去工业化留下的产出缺口,在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无法加以平衡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通过发展城镇化来加以平衡呢?毫无疑问,城镇化会推动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可以在短期内给经济增长带来动力。但是,没有工业化支持的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对此,我们可以分析如下:

首先,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问题是,城市究竟靠什么存在?工业化以前的城市几乎都不具有生产性功能,那种没有生产功能的城市必须要依靠广大农村地区提供的剩余才能维持其消费行为,因此,产生于农耕时代的古典城市绝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是寄生在落后乡村经济上的毒瘤。从这样的意义上讲,古典城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而是一座对广大乡村进行统治和剥夺的“城堡”。与古典城市不同,现代城市都是工业化的产物,从逻辑上讲,是工业活动在空间上的规模集聚,才有了人口的集中与现代城市的诞生,城市的居住功能和服务功能都是城市生产功能的衍生。一个没有生产功能的城市迟早是要被人们所遗弃的,比如眼下的美国底特律,工业化衰落后在英国出现的大批废城,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因为“矿竭城衰”而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掉的资源型城市。那些不具有生产性功能的“宜居城市”,其存在和发展靠的是具有不可替代的环境和外部剩余的流入(即外来移民带来的储蓄),即便如此,这类“宜居城市”也会在环境和居住人口数量达到某种平衡状态后停滞其发展的步伐,从而成为一个没有动态演进能力的城市,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这类城市没有财富生产和创造的功能。

其次,现代城市除了必须具备生产性功能方可实现持续发展之外,还有一个规模经济问题。根据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实践,城市的规模大小主要与该城市的市场取向有关。假如一个城市受到地理位置的制约,比如远离海洋,从而因为运输成本过高而无法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主要依靠的是本地市场,那么城市的规模就必须足够大,否则就无法形成“本地市场效应”。具体来说,城市规模必须大到能够满足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并且能够获得“范围经济”的程度。对于沿海地区来说,由于拥有进入国际市场便利的“地理优势”,城市规模与企业成长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就会趋于弱化,因为企业可以通过出口贸易、获取外部市场来实现规模经济,当企业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范围经济也会随之而产生。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居民的收入水平之所以高于地处内陆的中西部地区,就是因为在东部沿海地区除了拥有数量较多的、同时拥有本地市场和海外市场的大城市之外,还有成千上万个各种各样的面向国际市场的工业园区,这些工业园区大都没有消费功能和服务功能,但是却通过参与国际专业化分工而实现了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规模集聚,由此造成的“经济密度”的提高,成为推动本地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持续提高的基本原因。据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明确的,远离海洋的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在路径上存在巨大差异,由于前者无法获得外部(国际)市场,主要依靠的是本地市场,因此城市规模必须足够大,但是对于沿海地区来说,由于邻近国际市场,因此城市规模之大小将主要取决于它在国内外市场中的地位,以及来自于地理环境的制约,如交通便利程度与港口规模的大小等。但是,不管城市发展路径有多大的差异,只要缺乏工业化的支撑,城市的发展就会趋于终结。

最后,人们或许会以当今国际上那些处在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的大城市为例,来证明没有生产性功能的城市仍然会有发展空间。但是,事实表明,凡是处在世界经济中心的国际大都市并未失去其生产性功能,只是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过去是通过直接的生产活动来创造财富,现在是通过为周边的城市或者乡村提供生产性服务来创造财富,这些生产性服务功能可以包括研发、设计、物流运输、以及金融和商品交易等,正是这些能够辐射周边的生产性服务功能,才使得国际大都市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

根据以上各点分析,我们不难看到,现代城市不是“造出来”的,也不是单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集聚各种要素开展工业生产活动,创造财富,增加收入,造福人类。不管城市化的发展路径有多大的差异,其基本逻辑是相似的,工业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来源,这也就是说,工业化是原因,城市化是结果。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城市的功能也会逐渐趋向多元化,这既是多元要素在大规模城市规模集聚的结果,也是大规模城市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客观要求。最后,当城市居民收入和城市拥挤程度持续提高时,城市的生产性功能就必须进行结构性调整,于是,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将会被更为高级的知识生产活动(服务)所替代。如果上述的因果关系是正确的,那么发展城市化的有效手段应当是工业化。

但是,在今天中国,有许多人对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相互关系做了错误的解读,以为城市化可以脱离工业化而得以实现,于是便有了与工业化相脱节的城镇化发展战略。现在的问题是,脱离工业化的城镇化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第一,假如城镇化仅以乡村人口的集中居住为目标,那便会成为一个与工业活动没有内在联系的、纯粹的“造城运动”,它既不会带来就业机会,也不会形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所以,试图以城镇化来增加内需是不可能的。

第二,城镇化若是以乡镇、甚至中心村为单元,便无规模经济和本地市场效应可言,一个没有本地市场效应的城镇若是位于内陆地区,那就不可能有发展的机会,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千万不要以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可以生存和发展的小城镇为模板,将其简单复制到内陆中西部地区去,因为东部沿海的小城镇靠的不是本地市场,而是境外的国际市场。

第三,城镇化所需要的大量投资会成为短期内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但是,这种纯粹“造城”性质的投资显然是非生产性的,凡是非生产性的投资都是吞噬社会现金流的,当全社会的现金流不断地转换成为存量非生产性资产的时候,社会生产性资本的形成率就会趋于下降,进而导致远期潜在产出率和就业率的下降。

因此,我们所担心的是,假如中国未来的城镇化发展真是按照上述逻辑展开,那么中国就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用货币换砖头”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凡是用货币换砖头的国家最终都走向了长期经济增长衰退。埃及人用几千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建造了金字塔,从而使得此后的埃及再也没有发生过真正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秦皇朝耗尽国家财富修建了万里长城,结果是二世而亡;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皇帝为了一个死去的爱妃,居然动用16年财政修建了泰姬陵,此后不过数十年,莫卧儿王朝便寿终正寝;1495年开始远洋贸易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曾经积累起大量的金银财富,但是它们犯了与以上这些古典文明一样的错误,没有能够把这些财富用于生产性投资,而是大规模地兴建宫殿与教堂,把货币换成了砖头,最终没有能够在欧洲社会率先走上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法国的路易十四大兴土木,在法兰西打造了世界上罕见的华丽宫殿,结果耗尽了法国的现金流量,不仅使得法国失去了工业革命的机会,最终酿成了旨在推翻帝制的法国大革命。所有以上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警惕不要推行错误的“城镇化运动”,这可能致使中国始于1979年的经济奇迹归于终结。

(作者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