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便能够指导人类社会走出发展困境,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考试资讯     |      2020-01-14 22:22

冬日里,中国各主要大城市的雾霾以及几乎刷爆仪表的PM2.5数据第一次让国人得以深刻地切身体会并知晓当下社会经济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那就是,在历经30多年高速的经济发展之后,那些如影随形,无孔不入的环境污染将我们多年修炼而来的成就打回了原形。原来,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与条件竟然如此不堪,不堪到那本应纯净,并曾抚育我们成长的空气也竟然与我们为敌,成为健康与生命的杀手,让我们付出数以亿计,甚至更多的代价和成本。

当今世界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方面,都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历史选择,迫切需要一种合理发展理念提供给世人,以便能够指导人类社会走出发展困境。过去的固有思维总是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要么追求经济增长而放弃环境保护,要么追求环境保护而放弃经济增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经济增长理念将打破这种魔咒,人与自然双赢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成为人类社会普遍选择的生产力。正是生态危机的全球性,以及生态危机治理的世界性,决定了生态危机治理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是世界性的共同行动,只有各国联合起来结成命运共同体进行共同治理,建构一种国际公平正义秩序,才有可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共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成果。

工业革命以来,以技术引领、效用为先、财富积累、改造并征服自然为特征的工业文明迅速统治世界,在创造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导致环境污染、气候变暖、资源枯竭、生态退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威胁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实现工业文明转型、谋求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追求。 西方学界从不同侧面对工业文明提出了质疑和批判。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穆尔就指出,“美丽自然的幽静和博大是思想和信念的摇篮”,有其自然的价值,不能破坏。因而社会形态应该是一种“静态经济”,即人口数量、经济总量和规模、自然环境均保持基本稳定。英国哲学家罗素甚至认为,工业文明与人性背道而驰。进入20世纪60年代,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迫使人们考虑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边界问题。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宇宙飞船经济”,生态经济学家戴利论证了保持人口与能源和物质消费在一个稳定或有限波动水平的“稳态经济”。但是,这些理论要么过于偏颇,要么脱离实际,要么存在方法论困境,因而都无法实现,更难以指导实践。所以,时至今日,西方工业文明的根本性矛盾和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理论、方法和实践依然面临诸多困惑和困境。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可望对工业文明转型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发展难题作出科学解答。最近30多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但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加剧,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上限。在这一背景下,东方哲学“天人合一”的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认知,习近平同志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构成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指导,促进形成了生态文明发展的中国范式,改造和提升着工业文明。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单一到全面的过程。20世纪后半叶,尊重自然多具有被动色彩,靠山吃山、有水快流,有的地方甚至为了“金山银山”而破坏“绿水青山”;单一、被动地治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进入21世纪,生态文明建设的层次和力度不断提升。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建设生态文明”。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并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制度层面,提出“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把绿色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手段和评判标准。在实践中,提出了“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尊重和顺应自然的方针,明确了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路径。 可见,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涉及价值理念、目标导向、生产和消费方式等方面,是全方位的发展转型。工业文明的价值基础是功利主义,评判的尺度是效用,通行的法则是竞争,崇尚物竞天择;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伦理基础源于古代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寻求生态公正,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工业文明追求利润、财富积累和效用最大化,导致GDP崇拜;而生态文明建设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环境可持续和社会繁荣。工业文明依赖化石能源;而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可持续的能源支撑。工业文明下实行“原料—生产过程—产品加废料”的线性生产模式;生态文明下实行“原料—生产过程—产品加原料”的循环经济模式。工业文明下盛行占有型、奢侈型的高消费;而生态文明倡导低碳、品质、健康的理性消费。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为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发展转型探索了方向和路径。中国已对联合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作出突出贡献,在低碳发展、减缓气候变化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事实上,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提出的行动方案,超越了工业文明范式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支柱格局,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5P愿景:以人为本、尊重自然、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合作共赢。其中,就包含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如果说工业文明是西方社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性创新,那么,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则是东方智慧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贡献。

环境问题显然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模式背后的重大困境,也是横亘在世界发展道路上的一块拦路石。受此影响,以往的发展与增长都在变得微不足道,社会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幸福感,满意度和竞争力也终将荡然无存,这一切困境所凸显的正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全民动员,建设美丽中国,倡导“美丽主义”这一具有普世价值和意义的发展观的十万分紧迫性,其中的紧迫程度已经无法让我们再对解决当前发展中的环境问题抱有任何的拖延与侥幸心理。

www.19468282.com ,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世界观;需要;发展;环境保护;人类社会

所谓“美丽主义”,简单而言,就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实现天蓝水清空气清新以及鸟语花香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发展的图景。曾有很长一段时期,人类社会整体地迷失于工业化所带来的辉煌成就,过于自信地征服自然,掠夺环境,行为短期化的结果便是环境污染随即而至,并给人类自身带来沉重打击,在一本风靡于上个世纪60年代,并积极推动西方环保主义运动的环保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里,作者卡逊夫人这样描绘工业化环境污染后的大自然,“在春天里,不再有鸟语花香,不再是山清水秀,环境不再美丽,到处是一片死寂”,这便是自然界对人类掠夺式地生产和消费的最大惩罚,人类不尊重和保护自然与环境,那也就意味着将失去自然与环境的尊重以及保护。这段弯路或多或少地让当代人类醒悟,自然与环境也许只有在它消失的时候才会显得更加重要和美丽,而工业化已经让我们离彻底失去自然与环境仅有一步之遥了。至此,从上个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掀起轰轰烈烈的环保主义运动,其实质便是回归“美丽”,倡导旨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互尊重的“美丽主义”。

当今世界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方面,都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历史选择,迫切需要一种合理发展理念提供给世人,以便能够指导人类社会走出发展困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正好回应了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切的重大问题,对人类与世界何去何从的问题给出了积极的应对方案。因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广泛的价值意蕴,不仅关乎中国人的命运,同样也关乎世界的命运。深入研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蕴含的价值内涵,对于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无疑具有现实价值。

必须承认,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遵循“美丽主义”的过程中,其出发点具有功利的一面,那就是应对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经济危机,包括公众的反对意见,经济竞争力的下降以及部分阶层的自我反省等等,尽管他们的“美丽主义”具有较强的“本土”色彩,包括由此派生出“污染转移”等一些并不符合真正“美丽主义”的环境保护“潜规则”,但他们最终还是通过“美丽主义”较大程度上实现了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与此同时,世界在“美丽主义”的征程中也不乏一些具有借鉴意义的反面教材,譬如,在前苏联和东欧,在长期漠视和忽略环境问题的解决之后,环境污染的影响叠加到其他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之上,同时整个区域又处于相对隔离的发展背景,国家的竞争力,凝聚力和实力就此而被大大削弱,并最终落得崩溃和解体的下场。无论是上述哪种情景,“美丽主义”的价值和意义都可见一斑,那就是,一个国家及社会的“美丽”程度与其长治久安不无关联。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观价值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下,受全球化进程的影响,“美丽主义”已经具有明显的世界性特征,过于功利化的“美丽主义”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一方面,全球化加深了世界的融合程度,环境问题与其他社会经济金融问题一样,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与机制在世界各国进行快速地传播与传导;另一方面,人们在全球化过程中通过地区比较大大提高了对“美丽主义”的预期,从而凸显差异。因而,仅仅基于本国本土本城和本人的局部“美丽主义”最终将以恶性循环的方式反作用于自身,就如西方社会曾经寄希望于通过转移污染来解决环境问题一样,最后他们发现,人类最大的敌人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而它们是可以在异地生产和排放,却波及全球的空气。

从根本上说,西方现代性社会危机首先是世界观危机,西方社会对世界观的碎片化理解使他们对整个世界缺乏一种完整的根本看法,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对待自然世界,也缺乏正确行动的信念。因此,破解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首先在于解决碎片化的哲学倾向,建构一种完整的新型世界观,以指导人们对人与世界的关系形成正确的看法。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不同,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所承担的道德责任,以及改造自然界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向度来看,对人在世界中位置的设定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将人摆置在自然之下,形成自然神圣的宇宙本体论;另一是将人摆置在自然之上,形成了人本主义世界观。然而,无论是宇宙本体论,还是人本主义世界观,均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奴式”建构。当今生态哲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仍然没有走出这一窠臼。

就此而言,世界的“美丽主义”征程给中国的启示在于,其一,一国与地区的“美丽”与否小则有损社会经济福利,大则可以是引爆社会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我们没有任何退路;其二,要解决环境问题的困境,必须从源头解决,1,梳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2,梳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3,梳理制度与环境伦理的关系;其三,倡导“有节制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将此作为衡量发展绩效的导向和标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提出,代表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克服生态危机而作出的理性而明智的选择,表达了对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根本看法。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世界观的意义,这种新型世界观超越了人与自然“主奴关系”结构,建构起人与自然的平等正义秩序。因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表明人不在自然之下,也不在自然之上,而是在自然之中。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就彻底消解了人与自然的“主人”与“奴隶”,“中心”与“边缘”结构,从而建构起人与自然在价值地位上平等正义的关系秩序。当且仅当人与自然平等时,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人与自然和谐;当且仅当人与自然平等和谐,才能带来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落实到人的行动上,转化成为人们行动的信念,必然会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道德态度,生成既对自己负责、亦对自然负责、“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的道德责任,产生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又要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的行动方式。由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生态文明的世界观,具有普遍性意义,理应成为人类行动的纲领。

最后,具有高度世界性的“美丽主义”对于解决中国困境的最大挑战则在于,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已经无处可遁,我们究竟应如何从真正地,彻底地尊重和敬畏自然与环境开始来建设我们美丽的国度。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

(作者系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揭开了西方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序幕,使得西方社会发生转型而走向了工业化发展道路。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反对中世纪广泛流行的禁欲主义,积极倡导物欲满足和感官快乐。在物质丰饶中纵欲无度,便成为西方现代性社会的滥觞。就此而言,西方的工业化道路本质是只让人活而不让自然活的现代人存在方式,属于现代性社会的精神气质之一。然而,西方生态危机发生之后,反对现代性,实现经济零增长,实现地方自治,回归到传统乡村社会,走小国寡民之生活的道路,又成为后现代主义滥觞。

工业社会奢侈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必然遭到社会正义的广泛批评。但是,退回到传统乡村社会,过一种刀耕火种的物质贫乏生活,为了让自然美丽而剥夺人的正常需求,又违背了人对幸福生活追求的意愿和权利。人类何去何从,成为当代世界不得不严肃回答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就为人类社会发展谋划了一条合理而可行的道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表明,人类需要继续行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去实现人类的普遍幸福和人类的普遍解放。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追求幸福是人类的普遍权利,而且就全世界来说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摆脱贫困,中国也还有一部分人仍然处于贫困之中,人类的普遍幸福并没有实现,人类还需要进行现代化建设。“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但是,走现代化道路必须克服西方工业社会造成的只让人享乐而让自然死亡的弊端,“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自然环境美好而人的生活贫乏的道路,也不同于现代社会奢侈浪费而自然环境遭殃的道路,它吸收了它们各自的优点,保证人类生活幸福,又让自然环境美丽和谐,因而具有传统社会和西方现代性社会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由此可以确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然成为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须遵循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