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方面之学,◆王水照先生作为当代宋代文学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之一

 考试资讯     |      2020-01-14 22:11

◆王水照先生作为当代宋代文学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之一,在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典礼上获颁学术贡献奖。近日,他在复旦大学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本报记者 李纯一

王水照常用“三角地”来概述自己的一路跋涉。

“此时此刻,我最要感恩的是我学术道路上经历过的三个单位,第一就是在全国最优秀的大学的中文系求学,接受了学术启蒙;第二是在全国最高的文学研究机构工作,开始了我的科研之路;第三就是到上海一所海纳百川、开拓创新的大学任教,度过我一生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三十多年岁月。”这是王水照先生在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典礼上获颁学术贡献奖时的感言。

“三角地”暗合他一生问学的三个地方: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复旦大学中文系。外在环境虽然有所变化,但不变的是学习文学史、编写文学史和讲授、研究文学史。

王水照1934年生于浙江余姚,1955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参与了“红皮”《中国文学史》(1958年两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集体编写。1960年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参与了另一部中国文学史(经“红皮”本修订而成的“黄皮”四卷本)的编写。1978年,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回顾当年,王水照说,“我们这代人学术道路的选择,在当时的条件下,个人兴趣的因素是放第二位的,那时都是服从组织安排、分配。”北大中文系因1952年院系调整而名师云集,王水照回忆说,“第一段的文学史是游国恩先生教的,第二段是林庚先生教的,都是名家、大家,所以这些课程引起我非常大的兴趣。”因此,“当时在各门功课里,我最喜欢的就是中国文学史。”而在55级学生自己动手编写文学史时,组织指定他为宋元段的负责人。由此,王水照与宋代文学研究结下不解之缘。他的学生侯体健在论述王水照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历程时写道,王先生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用力最深,对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期待最切,对钱锺书学术研究牵挂最多。

学界同仁却更愿意用“三个一”来褒奖王水照的贡献。所谓“一代之学”,是指他在宋代文学研究中取得的开拓性、典范性成就;“一个方面之学”,是指他在中国文章学方面所做的筚路蓝缕、奠基性工作;“一以贯之之学”,则是对其从未消退的学术热情、从未钝去的学术敏感最好的描述。

当代的宋代文学研究已经有很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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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我们知道,您踏上宋代文学研究的道路和您学生时代参与编写“红皮”《中国文学史》有关,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因素最终促使您把它作为终身的研究方向?

王水照

王水照:我的经历比较简单,在北大、文学所、复旦从事宋代文学研究,都有一些偶然因素,当时这三个单位的宋代文学都需要加强研究力量。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在于钻进宋代文学研究以后,发现可以开垦的空间比较大,也适合我自己的学术兴趣和爱好。所以说,必然因素还应归结于这个学科本身的吸引力。

1934年7月生,浙江余姚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文系首席教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2012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

宋代文学研究在建国初期,跟唐代文学研究的起步水平是差不多的,但后来,宋代文学的整体研究水平显然就不如唐代文学了。宋代文学主要的样式是诗词文。就诗来说,宋诗在艺术成就上和唐诗确实有差距,加上毛泽东说宋诗没有形象思维,味同嚼蜡,于是研究受到冷落。宋词研究本来是发展比较充分的一个学科,因为20世纪初三位大师级的词学家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为这个学科打下很好的基础,所以宋词一直就是宋代文学研究的热点,成果比较多;但解放以后强调文学的政治性,而词却常常关注风花雪月、儿女情长,思想评价不高,因而词的研究也没有获得突破。而宋代散文,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有六家,本应获得较高评价,但人们对中国古代文章是否属于文学的范畴又多有争议,可谓“身份不明”,所以也未能引起重视,甚至如何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散文,到现在还没彻底解决。

中文系学生要有“童子功”

由于这样的情况,宋代文学研究在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太兴盛。2000年,我们成立了“中国宋代文学学会”,这些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许恰恰因为过去研究不够,拓展空间较大,而且我们的文学观念也在不断调整——如宋诗比较理性、讲究技巧,也是一种诗歌的艺术;如散文不能完全按照西方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四分法来硬套,中国古人认为最重要、也最倾心写作的散文有它自己的民族特点、也有很多美学的因素等等。由此,目前宋代文学研究已经有很大的改观。

解放周末:您出生于浙东古邑,跟王阳明、黄宗羲是同乡。他们对您产生过什么影响?

文汇报:您在《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的后记里谈到宋代文学研究对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引用陈寅恪先生说中国未来文化将是新宋学的复兴,您是否可以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这句话的含义?此外,新宋学的研究在今天是否依然十分重要?

王水照:13岁那年,我从余姚西部一个偏僻小镇去县立中学求学时,看到县城外竖有一方石碑,上镌“文献名邦”四个颜体大字,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后来我才知道,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和黄宗羲是自己的四大乡贤。

王水照:“宋学”这个概念本与“汉学”相对,是从经学史里生发而来。汉代学者研究经学,讲究文字训诂和考据;到宋代,则讲究义理,强调阐发经典的思想内容。但陈寅恪讲的“新宋学”,并不如此狭隘,实际上,他指的是宋代的所有学问,包括经学、史学、文艺以及其他一些文明形态。陈寅恪把宋学这个概念扩大了,因此“新宋学”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概念,并且他认为以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就是新宋学的复兴。

这四位乡贤与宋代学术、文化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比如,王阳明继踪宋儒陆九渊,创立陆王心学;朱舜水东渡扶桑传播朱子学;黄宗羲是《宋元学案》的编撰者;至于严子陵,宋代名臣范仲淹有《严先生祠堂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一句我在少年时就能背诵。

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一代学者,对宋代文化及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评价非常高。他自己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来宋史专家邓广铭则说宋代文明“空前绝后”,当然“绝后”这个话说得比较满。还有学者特别指出,当今社会和古代社会的联系中,与宋代文化的联系最为密切。严复就曾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宋代社会从政治形态上还是以王权为主,但之前多是贵族政治,宋时则由于科举的繁荣和发展变成了一个文人社会,士大夫掌握了政权。这种情况跟当今的社会有更多的联系。像陈寅恪这些历史学家,非常关心整个中国文化的走向,而且特别关注中国古代文化跟当今社会的联系。

可以说,自那时起,我就培养了对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

我们编《新宋学》这本杂志,就是为了加强对宋代的研究,由于我个人的学术背景,这本杂志是以宋代文学为主,但也同时关注宋代的历史、思想和其他艺术。日本和中国学者都曾提及的“唐宋变革论”或“唐宋转型论”,我觉得很有道理,即认为中国社会在唐宋之际有了一个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与当今的社会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变化究竟有什么含义,是哪些地方变了,跟今天究竟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怎样的交接点,从而能够对古代的文化遗产和文明有所继承,是我们学术发展中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现实性的一个课题。我也希望能在某些方面对这个课题有所补充。

解放周末:从余姚走出来,您就去北大读书了?

文汇报:目前宋代文学研究有哪些前沿问题?

王水照:1955年夏天,我负笈北上,就读于北大中文系。那时,经过院系调整后的中文系,各校名师宿儒云集,称得上系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王水照:2011年在河南大学召开了第七届宋代文学年会,我在年会的闭幕式上曾经戏称当前宋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五朵金花”,或可看作“前沿”之一斑吧。我指的是宋代文学研究中学科交叉型专题研究的五个方面,即宋代文学与科举、党争、地域、家族、传播这五者之间的关系。这些交叉型研究打破了以往从文学到文学的单向研究的格局,从更广阔的大文化视角加深我们对宋代文学内涵的认识,无疑是一大进步。

我和同窗受到“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感召与鼓舞,一头埋入书林学海;课堂上听的是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王瑶、吴小如等先生的文学史系统讲授,王力、魏建功、周祖谟等先生的语言学课程,还有丰富多彩的校外专题选修课;北大图书馆的骄人典藏和全国一流的教学条件,让我们拥有了千载难逢的学习良机。

如科举对文学是促进抑或促退,在1970年代讨论唐诗繁荣原因时曾有过讨论,但迄无定论。而在新出有关宋代科举的论著中,提出“两个层级”的分析方法,即“科举考试”与“科举制度”——前者对文学的作用多为负面,应试之诗文,往往阻遏创作活力;后者在读书习业、投文干谒、漫游邀誉乃至送行赠别、及第落第等方面,则促成了诗文创作的发达,这种分析为这一聚讼纷纭的老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思路。考试科目中各类文体的专题研究(如策论),也获得更充实的成果,甚至调整了传统的文学观念。

在此期间,我参与了红皮本《中国文学史》的写作。由于被安排在宋元组,所以我开始大量阅读宋代文学文献,从而奠定了后来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两宋党争绵延不绝,对文人的文学创作影响深巨,不少学者致力于文风、士风导向的复杂纠葛,对此做出深刻的揭示和论析。“地域—家族”是陈寅恪先生在考察唐代制度、政治与史学时提出的研究理念,近来欧美学者也关注到“地域性”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影响,尤其着重从“家族”角度来研究“政治精英的转变”,这些都直接启示了宋代文学研究者的学术视角。目前,宋代文学家族的研究方兴未艾,比如晁氏家族、吕氏家族和临川王氏家族,皆有专著出版,其中晁氏家族的研究尤较充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考察宋代文学也是一大热点,如在宋词传播的方式、媒介、途径等方面皆有新的开拓,对男声演唱、单篇传播中的艺术媒介传播、词话和词籍序跋的传播功能、私人藏书和图书市场乃至驿递制度与传播的关系,也均在文献搜集、实证研究和理论阐释上取得很好的成绩。当然,这些问题从个案研究开始,取得了这么多具体成果,目前应该在学理上进行总结与反思,以便进一步提升本学科的学术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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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白话之争,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古代的文章学

解放周末:北大55级出了很多学术、文化名人,如谢冕、杨天石等。

文汇报:您说过中国古代的文章学是最具民族文化特点的,而它也是在五四时受到伤害最深、打击最重的学科,这两者之间有一定联系吧?

王水照:北大55级是第一届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的班级。在中文系,第一学期讲授“人民口头创作”,后面四年半的时间主要是讲授文学史,从古代文学一直到王瑶先生的现代文学史,每周6小时,一、三、五都要上课。这么重的课程量放在文学史上,说明文学史是当时中文系学生最基础的核心课程。

王水照:前几年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大家都在反思五四,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五四对传统否定过多。五四运动有它巨大的历史功绩,这一点不容否定。但是五四的一些先锋们,为了现实的目的,不得不“矫枉过正”,“打倒孔家店”把整个的传统文化都否定掉了。

光从知识层面讲,这是最重要的知识积累,能让人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获得系统认识,了解中国各种文体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对艺术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这些是其他课程所无法代替的,是中文系学生最基本的“童子功”。

五四运动其实包含几方面内容,它是政治运动,也是文化运动,同时还是文学运动,其中就有文言和白话的争论。在这个争论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古代的文章学。提倡白话文、废除文言文,成为政治与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的所谓“旧派”——也很难说是旧派,我认为应该叫“守成派”——他们与新文化运动支持者的斗争反而扭曲了事情的发展方向,让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实际上,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们的古典文学素养都非常深厚,比方胡适后来就转到整理国故,陈独秀后来写了很好的文字学著作,鲁迅则原本就是中国小说史、文学史研究的高手,当时他们是为了矫枉过正,甚至认为矫枉必须过正,而打倒一切。当然提倡白话文也是一个时代的需要,需要白话取代文言成为主要的传播交流工具,但这对文言文的伤害打击很大。文言文,也就是中国古代散文,本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对我们今天还有用的因素,都被否定掉了。

两年写不出好文章要“走路”

文汇报:您主编的《历代文话》收录宋至民国的文话,您也说随笔体的诗话、词话、文话均起于宋代。散文、文话在宋代都得到高度的发展,原因是什么呢?

解放周末:您毕业后在社科院文学所一待就是18年,这段时光里有哪些令人难忘的回忆?

www.19468282.com ,王水照:这个原因一下子也很难说清楚,应该说是各种因素交集的共同结果吧。很多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中国的第一部系统性文论著作是《文心雕龙》,体大思精,起点非常高,但《文心雕龙》这样一个体系却没有形成历史延续性。我们看《文心雕龙》的接受史,从其问世一直到唐宋,引用的人并不多,等到了明清以后大家才慢慢注意这部书,这样就使得《文心雕龙》式的理论专著未能形成历史链条。反而是诗话、词话一路,不断发展,蔚成大国。

王水照:我离开文学所40多年了,还是很怀念那段时光。我一进入文学所,就投入新的《中国文学史》编写之中,还出版了独立署名的第

现在上海师范大学在编全宋笔记,初步要编五百种,目前已出了五编。宋代随笔特别丰富,说明当时宋人对文章的观念已经改变。宋人认为正经的、也即朝廷的一些诏诰是文人都要学的,是宋儒第一要做的功课,但他们也认为生活里的万事万物都可以产生好文章。许多著名文人都有笔记类著作,比如欧阳修有《归田录》、《六一诗话》,苏东坡有《东坡志林》等,而用“诗话”命名这一文类也是从欧阳修开始的,这或许与后来理学家讲课用语录体、即白话为主,也都有一定关系。所以,宋代是白话、通俗化发展的时代,是一个雅俗交融的时代。

一本小书《宋代散文选注》。这给了我很大鼓舞,也开拓了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即古代散文研究。

文汇报:诗话、词话、文话有些是应付考试用的,还有很多是偶得的,随意性比较大,要从中整理出一些有系统的、理论性的东西,是不是比其他领域更困难一些?

更重要的是,我在文学所遇到了两位迄今依然影响我的老师:一位是当时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先生,一位是我的工作指导老师钱锺书先生。

王水照:对,“话”就是随笔性的,脱口而出,随意而写;有一部分是为了科举应试用的,跟现在的升学指导差不多。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也有理论性强、系统性强的著作。另外,在这些普及性的、指导作文的著作中也包含着可贵的理论观点,虽然可能它写得很普通。说到底,《文心雕龙》也是一部指导写作的书——中国文体那么多,要指导人家制诰怎么写、檄文或墓志铭又怎么写——而不是一部纯理论著作,只是现在我们觉得理论性很强。

何其芳先生强调文学研究工作中理论、历史、现状的结合,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古代文学研究虽然属于历史科学,但也要求学习理论、注意现状,包括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

所以,我编《历代文话》,里面有一部分是理论水平比较高的,也有一部分本来是普及性的,但其中也包含着许多理论的要素。这自然取决于写作者本身的理论素养。古代有些大学问家也写这类著作,如宋末大学者王应麟就写过《词学指南》。词科本是宋代的一个考试科目,《词学指南》就是指导学生应试的,这部书就有一定的理论性。今天也是这样,大学问家写通俗书,达到的高度是和常人不一样的。比如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本来只是一个普及性选本,但是他出手就不一样,可以看作是宋诗的重要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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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现在文章学的研究状况如何?

何其芳

王水照:《历代文话》的出版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和认同。我们编《历代文话》的目的是带动一个学科的发展。最近几年,以文章学做博士论文题目、有志于这个学科的学生越来越多,各个地方开的散文学会议也多起来。

钱锺书先生则以他的博学与睿智,使我第一次领略到学术海洋的深广、丰富和复杂,向我展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全身心的研治、体悟和超越,可以达到怎样一种寻绎不尽的精妙境界。

目前的问题,首先集中在什么叫作中国古代文章学。现在我们受西方的散文观念影响,注重审美性、抒情性,这与传统认为“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的观念十分不同。但是,文学从史、哲一体中分化出来,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我们的文章学研究,并不是要恢复到一切文字就是文章的古老观念,而是既要注重吸收西方散文的审美性,又注重中国古代文章固有的形式与特点。让人欣慰的是,现在文章学的个案分析,即具体的作家、作品、文章学理论著作的分析已经有了不少成果,希望能从中寻绎出中国文章学的特点、范畴和体系。我们的文章学在概念上虽然还有些模糊,有些分歧,但我想前景还是光明的。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何其芳先生是个怎样的人?

引进一种理论观点应有助加深对本国文学的认识,而不是增加困惑

王水照:何其芳先生很有个性,有意见就非常直率地说出来,而且有时非常尖锐。

文汇报:您1980年代有一篇文章谈“鲁迅型”和“鸥外型”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即鲁迅是主张把本国最需要的东西引进来,日本文学家森鸥外的主张是把最先进最流行的外国理论介绍到本国来。您认为从现在我们文学研究的发展来看,应该遵从哪一条道路?

我在文学所的18年,可以说都属于“何其芳时代”。他曾经立过“所规”:大学生进了文学所,两年写不出好文章是要“走路”的。我那届从北大到文学所大概有10个人,最后剩下两个半。留下来的当然高兴,走的当然不高兴,但基本上没人对何其芳本人有意见,因为他是出于公心,没有私心。

王水照:我觉得还是应该遵从鲁迅的道路,把本国最需要的引进来。改革开放后国门大开,国外的学术思想纷纷被引进,但我们看到的现象都像一阵风似的。各种西方理论固然扩大了我们的眼界,活跃了我们的思路,但西方的文学理论是在他们的文化背景和学术环境中产生的,而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已经形成了比较牢固的传统,这两者之间要找到内在的共鸣,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何其芳先生还强调,社科院文学所搞研究跟大学里面是有区别的。大学有繁重的教学任务,一些关键性“大学问”没法搞,成立文学所就是要搞突破性的大项目。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

1980年代我正好到日本教书,看到港台学者首先试用新理论,有位先生用结构主义来解释一首古乐府《公无渡河》,全诗四句,每句四字,共十六字,却写了长长一篇两万字的文章,又配以各类图表,讲得莫名其妙,对我们理解作品没有什么好处。可见用纯西方理论来解释古代文学现象,非常困难。

解放周末:在社科院文学所,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西方的理论我们不一定马上能用,但是要了解,这是一个层次;能用的,又是另外一个层次,那就必须要找到其中和中国文化的一个连接点。所以,有两种不同的做法。钱锺书先生有个说法就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他往往是讲中西之间同的一面,这个形象或意象,中国有,外国也有,这是一种做法。有的人则是强调异的一面。我想,中西理论的运用都是要找到真正的交接点,而不是一种浮面的比较,否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引用一种理论观点,应该是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本国文学的认识,而不是增加困难和困惑。因此我主张鲁迅的路径。人文学科跟自然科学不一样;科技当然要引进最先进的,但文化不一定,而且真正的先进也不是以外国的标准来定的。所以,应该以我为主,为我所需,站在自己的立场来取。

王水照:在文学所最初工作的三四年间,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受到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学术伦理等方面颇为严格的训练与具体的教育。在此基础上,我初步具有了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独立工作的能力。

文汇报:您在谈《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的时候,说到学术研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课题模式,一种就是钱先生这样从目录学入手。现在,大学里的研究一般都采用课题模式,您能谈一下其优缺点吗?另外,从中国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您觉得哪一种会比较合适一点?

解放周末:您离开后和社科院文学所的联系还多吗?

王水照:谈这个问题,不能脱离学术生态。我在大学里教书,就无法脱离这个生态环境说大话空话。如果不申请课题,学校里好多指标就达不到,特别是年轻人升职称等等都会碰到很多问题。而课题制度在一定时期起了很好的作用,比方说国家的课题指南希望大家在一定时期里着重研究某个课题,提供一定的经费资助和学术资源,这对学术的发展确实有所促进。因此我想,至少在目前的具体条件下,这个课题运作的方式还是有它一定的存在必要。

王水照:由于《文学评论》《文学遗产》这些重要刊物的缘故,我和文学所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

可是,真正从科研本身的规律出发,这个模式的危险性是很大的。现在的课题模式,有人总结说是“举旗帜”、“划地盘”、“拉队伍”,很多人都是脑袋一拍就去争取课题了,这样就会造成很多“豆腐渣”工程。真正的科研是像钱先生所说的“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是没有功利之心的人商量出来的结果。所谓课题,应该是在前期大量的、慢慢的阅读中逐渐思考、发掘而来的,然后经过若干年的打磨,这样的结果才能立得住,才能有价值。

《文学遗产》是我们古代文学界最高级别的刊物,我是它的作者,也曾经是编委,现在是顾问了。提起这个刊物,我很怀念早期的几位编辑人员,特别是陈翔鹤先生。

所以,从科研本身的规律来说,应该遵从的是后一种方式,像钱先生那样,从一部一部古籍入手。《中文笔记》就是钱先生一本本书读过来记下的心得,可惜只是原生态的读书笔记,而没有看到从笔记里生发的成果。钱先生主要读集部,几乎把中国的集部都读遍了,在这个基础上找课题,基础很扎实。现在的课题模式的方法,从学术规律来说是有点差距。但是话又说回来,整个体制改变以前,课题模式无法取消。我想,这样讲比较实事求是。

翔老是一个非常好的主编,他原是四川文联副主席,后来调入社科院文学所。他对后辈非常关心、照顾,我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就发表在《文学遗产》。记得他跟我说:“你的文章是我照顾你,给你发的,水平还不够,以后要努力。”他就是这样真诚的人,希望年轻人能够学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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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钱钟书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

要有“写之而后快”的感觉

解放周末:1978年3月您调入复旦中文系,能否说迎来了治学生涯的又一个春天?

王水照:来到上海,来到复旦,我一面教书育人,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唐宋文学史、苏轼研究、宋古文六家论等课程,另一面依旧做着自己钟爱的唐宋文学研究。

这样的状态,能够不断引发新的思考,在教学、科研的互动互补关系中,科研选题、内容能保持鲜活的时代特点。它告别了那种“以任务带研究”的方式,可以按照自己的学术理念、知识结构的特点、禀赋素质的长短,合理地选择课题。

由此,我从过去的唐宋诗文并举转向偏重宋代文学,由诗词兼及散文,从个别作家到群体研究,从作品的艺术特质、风格流派到文人心态、文化性格探讨,等等。可以说,艺术观念有所更新,研究视野有所开拓,运用方法有所丰富,对学术传承和发展的自觉意识有所加强。

解放周末:您被复旦研究生评为“心目中的好导师”。在培育学生方面,您有何心得?

王水照:我带学生,总是希望大家多读、多写、多练。许多同学都参加过我组织的项目,像《宋代文学通论》《历代文话》以及钱锺书手稿集整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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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在学习期间是否要发文章,是有两种不同主张的:一批老师鼓励学生多写文章,一批老师不主张学生在读书期间发表文章。当年读大学时,我班上有个同学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头天发表,第二天杨晦先生一上课就批评:《孟子》是散文吗?哪里来的艺术?才读大二,不好好读书,写什么文章?

我觉得,只要不是出于急于求成的功利目的,还是应该以鼓励为主。低年级当然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看书和积累上。但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多记笔记,进而提炼出文章,并能够发表,也是很好的。读和写要相结合,不多写就写不动了,但要确实能提出新问题、发现新材料,读书得间,有“写之而后快”的感觉。

北大中文系的历练对我有相当大的帮助。我很感激有这一段宝贵的写作经历,一章章必须写,就逼着自己去看材料,不断闯入陌生的领域,不断学习。后来进入文学所,几位老先生看我写的东西,都说不像大学刚毕业的,已经有个样子了。

所以,我主张学生要多读书、多思考、多磨炼。

对宋代文学多讲点好话

解放周末:您的《宋代文学通论》对新世纪以来的宋代文化研究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当时为什么想写这部书?

王水照:这本书我执笔了两章,主要框架及每章导言也是由我确定、撰写的,然后再让同学们按照我的思路去写,是教学相长的产物。

以前,学术界对宋代文学的评价是有异议的。唐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的辉煌时期,这是公认的;唐诗的高峰在哪里,大家也基本没有异议。但是,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究竟是什么地位存在一些争论,有些学者的评价还比较低。《宋代文学通论》就想对一些过激的观点进行反驳,对宋代文学多讲点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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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评价历史事件主要是看它提供了什么新东西,而宋代在政治、思想、文学等方面确实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如道学对儒学发展的意义,如宋诗在唐诗之外建立了一种新的艺术审美范式,等等。

就现在的文学观念来看,宋代文学的整个定位是由雅转俗的重要时期。按照西方文学的分类,这一时期的文学诗、词、文属于雅文学,戏曲、小说是俗文学。宋代文学的成就主要还是雅文学,俗文学成绩虽然也有,但留下来的文本不多。

一个方面之学,◆王水照先生作为当代宋代文学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之一。宋词本来评价很高,但男欢女爱、离愁别绪,实在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段时间里主流学术大力提倡的。宋诗则在唐诗阴影之中,“不懂形象思维,味同嚼蜡”。宋文大部分是应用性文章,按照西方的文学观念,形象、抒情之类的因素在我国古代散文里并不多。因而,对宋代文学的整体评价并不高。

但另一方面,“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声音也很强大。所以,在《宋代文学通论》中,我们想对宋代文学的历史地位,作一个比较恰当的评价。

解放周末:传统上认为,宋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但从王国维、陈寅恪到邓广铭,对它却有很高的评价。

王水照:个人觉得,宋代的政治制度还是很了不起的。用现在的话来说,“顶层设计”是合理的。

回过头来看,在北宋九帝、南宋九帝当中,真正有能力的皇帝不多,可能只有两三个皇帝的能力比较强,一个是建国之君赵匡胤,宋神宗也可以算一个,另一个就是南宋的孝宗,其他的基本上是平庸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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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局部

为什么这样一个政权,能够延续300多年的基业呢?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两宋的文化成就很高,士风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培育,南北宋灭亡时忠臣义士特别多。唐代在这一点上就不一样,安禄山的军队一路打过去,投降的不计其数。

宋代在皇帝平庸的同时,接二连三地出现权相、奸相,但这个政权还是保持运转,甚至有考证说当时宋代的经济在全世界排名第一。所以,宋代的“祖宗家法”、文官政治总体上还是有其先进性的。

当然,作为学术研究,优点要说足,缺点也应该摆清。我们这本书如果要修订,应该有一个“下篇”,来专门论述宋代制度乃至文化的缺失。

努力做到“详而不芜,博而得要”

解放周末:宋代文人群星中,苏轼为何受到您的持续关注?

王水照:初次接触苏轼的人,容易被他的“全才”特点所吸引。在他那宏博的文化知识、成熟的艺术技巧、丰富而复杂的人生经验面前,人们难免错愕、惊服。

苏轼主要是文学家,而不是政治家。他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问题,对其一生的思想和创作产生过影响,继续探讨仍是必要和有益的;但他的政治态度毕竟属于过去,而他留给后人的巨大文化遗产依然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深远影响。因此,苏轼研究的重点应当放在对其文学创作的探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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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这种理解,我写了一些有关苏轼文学创作的论文,还编选了《苏轼选集》。该书选录苏轼诗词文300多篇,“注释”中注意把前人的歧见加以归纳整理,又设“集评”,努力做到“详而不芜,博而得要”;对一些历来聚讼不明的问题及材料,另立“附录”。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个人体验的积累,我逐渐认识到,苏轼的意义和价值似不宜仅限于文学领域。他的全部作品展现了一个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表达了深邃精微的人生思考。

在《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一文中,我对苏轼一生于大起大落、几起几落之间的思绪变化,以及儒、佛、道思想的消长起伏作了剖析,不仅指出其淑世精神与虚幻意识的并存,而且着力发掘其对个体生命和独立人格价值的追求,进而详细分析以狂、旷、谐、适为中心的完整性格系统。

解放周末:相较于苏轼研究这个“热点”,宋代散文研究似乎沉寂许多?

王水照:宋代散文研究的难点和盲点,相对来说确实不少。

比如,宋代古文六大家之一的曾巩,以说理文见长,却有“擅名两宋、沾丐明清、却暗于现今”的奇特历史遭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人对古代散文的文学性、艺术性理解得太窄。事实上,我国散文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概念系统。那些在现代文学分类中不属于文学性散文的说理文,是我国古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散文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对前人已有的诸种批评范畴和术语,如“气”“势”“法”加以系统梳理,并予以准确、稳妥的现代阐述。这些范畴和术语不仅是形式上、文字上的技巧问题,而是直接与散文的美学内涵相关。因此,全面辑录和清理古代的“文话”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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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代文话》的基础上,我最近又组织团队推动《历代文话新编》的工作,收录文话著作将有300余种,希望能进一步推动古代文章学的研究。

解放周末:“唐宋八大家”中,来自北宋的散文家占有六席。这有着怎样的时代机缘,又能带来什么启示?

王水照:11世纪的北宋,是一个精英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期。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是突出的代表,他们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出现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除了个人的禀赋、勤奋以外,其实也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北宋时期,社会精英大多是集官僚、学者、文士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这与偏重文治的政治气候息息相关。宋太祖时还致力于征伐、平定地方政权,太宗时开始确立文治的方向,至仁宗时已彬彬大盛、崇儒尊道,对传统文化的吸收、整合呈现恢宏的气象。

北宋举士共69次,以嘉祐二年最为“得士”,其中包括苏轼、苏辙和曾巩,又有号称“关中三杰”的程颢、张载、朱光庭,还有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钧等。他们虽各有偏至,实均兼综文学、思想、政治之域。苏轼就曾盛赞同年好友、状元章衡“文章之美,经术之富,政事之敏”。

就文学史研究而言,为这批北宋精英人物编纂全集,就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目录学中的集部,而应囊括经、史、子、集四部。这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本土文化资源挖掘乃至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也是有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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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王水照先生念兹在兹的,就是学问和学生。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他在杜甫研究领域“小试牛刀”;70年代,对唐诗繁荣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80年代,又率先为苏轼“正名”……

求学治学60余载,王水照最忌人云亦云,力求有所突破。对于学术界存在的伪科学、伪命题、伪理论倾向,他不止一次呼吁“不能陷进理论晕眩、数据狂欢的泥淖中走不出来”。

王水照的研究视野广阔,用心最切、用力最深的则是宋代文学。作为当代宋代文学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之一,宋代文人士大夫身上蕴含的使命感,深深浸润他的为人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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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感叹,先生讲课,从不敷衍。即便是自由讨论时间,王水照也决不坐着任由学生闲聊,而总会准备相关资料,将有用的内容和自己的分析记录下来。等到学生发言完毕,再一一点评,甚至会提出人们未曾留意的新材料、新论点。

课后交流中,王水照更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学生回忆,先生总是轻声细语,从不疾言厉色。从他身上,感受到的只有学问与人生的真诚,而没有一丝因为有学问、有阅历而产生的傲慢。

现在,虽然年逾八旬,但王水照依然“夹在书堆里”。他的外形渐显龙钟,神态却更为清癯,一如既往地充满学术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