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村为什么落后,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再次成为城镇化背景下的核心议题

 教育有料     |      2020-01-14 22:15

如果一个梦想能成为中国梦的话,我相信它一定是大多数人的共有梦想。一个梦想如果使大多数普通人能梦想成真的话,这个梦想一定要符合这个时代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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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大多数人的梦想一定是农民工的梦想。为什么?因为农业人口占中国人口的大部分,在当前背景下,恰恰是数量与日俱增的农民工在顺应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趋势而进入城市。所以要实现中国梦,就应该让进城的农民工,包括留在农村的农民工,能够分享工业化、城市化的好处。这个目标实现了,我们才能说实现了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梦想,真正使中国梦得以圆梦。

图为:户籍改革下从“非农”到“农”的“逆城市化”现象显露

解决农村落后问题靠政策,还是城市化?

伟德体育官方网站 ,备受关注的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在即,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再次成为城镇化背景下的核心议题。虽然每年有1000多万农民工进入城市,但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方面的制度藩篱和“隐性”门槛,使得“农民工市民化”这一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难以做实。

如何实现中国梦,首先要想一想,中国的农村为什么落后?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一些城市利用居住证制度设置学历、技能、投资等新门槛已成为普遍现象,或者存在只改变户籍、未改善生活居住条件和福利水平的“空转”现象。而当前的土地制度使得农民难以真正“走出去”和“留下来”,一些地方的户籍改革试点中,甚至出现了原有城市户籍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逆城市化”现象。

我认为,中国农村的落后其实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方面是跟生产的技术、禀赋有关。因为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人口相比,自然资源禀赋其实是不够的,这导致人均土地面积偏低,农村滞留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第二,由于农民不能被转移到城市部门去,所以农产品的需求相对供给而言并没有显著提升,所以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偏低。

门槛高 农民工身份难转变

知道了原因,我们可以评估不同的使农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好处的政策哪一种更有效。总的来讲,有两种政策思路:

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过渡性政策,居住证制度已在多地探索实行。据全国城镇发展改革试点经验总结材料,上海、浙江、广东、江苏、北京等地都将居住证与在当地落户相挂钩。然而,居住证已经成为了农民工落户新限制。

一种政策的思路就是直接向农民提供对他们有利的政策。比如,新农村建设,或像后来的减免农业税,这类政策会不会对农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有好处呢?当然会。但这样的政策效果不持久,因为它没法根本改变前面讲的两个使农村落后的条件。如果大量农民滞留在农村,你再去搞新农村建设,他们还是农民,农产品的价格还是上不去。如果搞惠农政策,当然会给农民减负、增收,但这个政策效果是短时的,不能持续地使农民从农村转移出去。

“自由迁徙”,首次出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提出要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而户籍制度正是城镇化过程中改革呼声最高的制度藩篱之一。

另一种政策是城市化。它有什么好处?就是通过城市化使得农民转换身份,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到城市的工业部门中去。这样对农产品的需求供给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需求在不断地增加。因为大家都到城市去了,随着食品结构、人口的城乡结构变化,与供给相比对农产品的需求就上升了,这就会导致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并且,随着农民进入城市,农村的人均土地拥有量就会上升,这将导致农村生产上的技术进步。这些改变都可能让农民更好地分享城市化的好处。

去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继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十八大报告中再次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但这样的城市化是否就一定能让农民充分地分享工业化、城市化的好处呢?其实并不一定,因为现在的城市化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从近年来各地的实践和国务院的政策来看,当前户籍制度改革基本上遵循着“积极稳妥”的思路。特别是对于农民工在大城市的落户问题,现有的政策还比较谨慎,以防“有的地方不分城市类别不顾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一味放宽落户城市的条件”。

第一个问题就是农民的转移不够充分,这里面会有一些限制。比如户籍制度。

据了解,2000年,我国全面放开了县以下城镇的落户限制;2011年,全面放开了农民进入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2012年,首次放开地级市户籍,部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户籍制度也在进行探索。

第二个问题是很多转移是暂时的。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中西部内地转移到了沿海地区,但那种转移是暂时的,很多农民工打工一段时间以后,最后会回到老家、回到农村。农民虽然进了城,但并没有真正地市民化。所谓市民化就是真正成为城市的一部分,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水平、生活状态、福利状况跟城市市民没有什么区别。

不久前,广州市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家庭户”,引发人们对于户籍制度改革加速推进的猜想。此外,河北、辽宁、江苏、山东、重庆、四川、广西等10多个省区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称为“居民户口”。

地区差别要求中国的城市化要有合理的空间布局

有专家指出,一些地方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空转”现象,即直接把农民的户籍变了,但并没有改变他们生产和生活居住条件,这样的户籍改革没有意义。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认为,依附在户籍上的社保、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不是公安部门和户籍制度本身能够解决的,户籍放开之后,更重要的是解决农民进城的问题,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

由于中国是一个地域差异非常大的国家,所以在中国谈城市化,还要涉及城市化在不同地区之间的空间布局。因此,如果讲农民工的市民化,必须涉及到农民工在哪里市民化。

记者了解到,不少地方在居住证、户籍、公共服务方面设置学历、技能、投资等诸多门槛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比如2010年至2012年5月,广东省通过积分入户的大约为农民工总量的百分之一,73.7%的积分入户者具有一定职称或者严苛的职业资格。

我们现有政策导向是要控制城市化的速度,限制大城市发展、限制大城市的规模。比如在“十二五”规划中可以看到,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大中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然后是发挥吸纳外来人口的作用,大中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根据实际情况来放宽落户条件,整个政策比较倾向于中小城市。这种政策导向通过什么样的政策手段来实现呢?其实就是两个重要的政策手段。一个是对土地的控制,一个是对户籍政策的控制。

今年7月1日起,上海开始实行居住证积分制度。根据居住证积分制,持有居住证、总积分标准分值达到120分的外来人口,可以享受子女教育、异地高考、社会保险、证照办理、住房、基本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等公共服务待遇。获得积分的基础指标包括年龄、教育背景、专业技术职称和技能等级、在上海市工作及缴纳职工社会保险年限等。

所谓对土地的控制是什么意思?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的,需要用到工业的用地。工业要扩张,就要用工业的用地,或者说非农性质的用地。但国家规定在这过程中,需要把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而这个转变是要通过中央政府许可的。越是东部地区、沿海发达地区对于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的需求越大,因为当地土地的产值、投资效率最高。如果完全从市场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讲,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要有更多的土地农转非的指标,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基本上大家是平衡的。这个平衡的结果相当于,限制了大城市工业化的速度。而内地中小城市、小城市、小城镇指标相对宽裕,所以他们能以更低的土地价格来招商引资,推动工业化。但这样的土地资源空间布局并不是遵循效率原则的。

对于大量外来务工者来说,特别是那些低文化水平的人,由于难以拿到120分的标准分,仍然都挡在门外。而且居住证和上海户籍相比,仍然存在差距,比如不能享受上海市低保待遇,不能申请购买保障房等。

另外一个手段是户籍政策。城市化是人口往城市集中,但因为有户籍政策,很多受过教育、大学毕业的劳动力,没法在大城市获得户口。在中国,如果你没有当地城市户口,很多权益就没有。这限制了特别是高端人才往大城市、特大城市流动,会减慢大城市的城市化速度,限制大城市的规模。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由公安部牵头制定的“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已经提交至国务院法制办,有望在年内推出。其中较大的突破在于,居住证将不设置人才门槛,覆盖所有外来人口。

所以谈市民化,如果考虑空间问题,从效率角度讲,应该是发展大城市,但从现有的政策导向来讲,却是要限制大城市。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今后几年中,城市化导向会不会发生改变?其实从“十二五”规划到“十一五”、“十五”,已经有所变化、有所放松,但接下来会不会进一步扭转这个趋势呢?

负担重 地方财政力不能支

今年,李克强总理也提出:“我们的城市化一定是人的城市化,而非土地的城市化。 ”如果真的是人的城市化,中国接下来应该走怎样的城市化空间布局的路径,是发展大城市还是限制大城市?

户籍制度改革最终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还需要社保、财税、土地政策等一系列改革配套。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城市不愿意放开户籍还有现实的考虑,主要就是因为地方财力难以承担农民工市民化的高成本。

我们先来看一个事实,就是农民工主要去了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如果真的要人的城市化,首先应该在那些地方推进城市化的速度。只有这样,城市空间扩张的布局才和实际的人口流动相匹配。在没有人口流入的地方推进城市化,不就成了土地的城市化吗?所以如果是要人的城市化,城市化就应该在劳动力的主要流入地推进。这样看来,我们的城市化导向必须做出改变,否则没法实现人的城市化。

有测算称,一个典型农民工市民化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总共约8万元左右。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经济学家辜胜阻不久前对湖北省六个三线城市进行了调研,他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有六项成本,包括随迁子女教育成本、医疗保障成本、养老保险成本、民政部门的其他社会保障支出、社会管理费用和保障性住房支出。

接下来,我们在来看一个事实,就是人均GDP越高、越发达的地方,外来人口的占比越高。因为人均GDP高的地方,它有着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它的产业更发达、更多样化,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也会更快。而人均GDP更高的地方主要还是在大城市,因此,我们对城市化的导向应该是——至少不应从政策上人为限制大城市的发展。

中国的农村为什么落后,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再次成为城镇化背景下的核心议题。广东省的一位地方官员告诉记者,虽然国家和各省均出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和方案,但对于承担基本公共服务的地方政府来说,服务需求越来越多,财政上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国家和省级财政税收政策没有调整,各省的政策存在差异,无法对接。要将庞大的外来人口全部纳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统筹范围绝非易事,即使是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财政充裕的城市也难以承担。

住在城市里并不意味着就是真的市民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一次性将外来人口全部改成城市户籍人口,不仅对地方财政形成较大压力,也将会出现人口倒挂情况。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应分期分批实施,重点解决长期举家迁徙,在城镇就业多年有稳定居住条件的居民。促使他们通过户改在就业和居住地落户。与此同时,对于没有解决户籍的居民,应先通过缩小公共服务差距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现在有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到了城市中来,他们的市民化情况到底如何呢?是否可以对市民化的现状做一个评估?

在李铁看来,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因为它们集中了全国最好的资源,福利基本上接近于发达国家了。对于中国的一个城市,要解决户籍,同时要解决含在户籍上的公共福利,意味着政府的支出一定会向这方面倾斜,会使原来的居民福利受到很大的影响。

要实现中国梦,让农民在城市里真正有梦想成真的感觉,至少要住得安稳。但是从各项调研数据来看,不管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上一代农民工,大多数人是住在单位宿舍、工地工棚、生产经营场所、与人家合租,独立租赁住房相对来讲还比较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如果房价仍然不断上涨,那么没有自有住房城市居民就很难分享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升值的好处。农民工恰恰是这一类人群。他们既没有在农村从征地补偿中充分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升值,也没有在城市借助福利性或保障性的住房政策扶持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升值。所以,他们离实现中国梦还有距离。

有专家认为,深化城镇化配套改革需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构建多元化的成本分担机制。比如应该建立“人钱”挂钩机制,即根据各城市吸纳农民工定居的规模,每年定向给予财政补助,以激励城市吸纳外来人口。

此外,他们不仅收入并不高,居住条件并不好,企业给他们提供的各种保障也相对缺乏。从现有情况看,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参保率较高,当然这更说明农民工可能相对来讲从事的职业有一定的危险性,而养老、医疗、失业、生育保险都是比较低的,特别是生育保险。

记者了解到,备受关注的“国家中长期新型城镇化规划”中,作为地方财政重要来源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标准有望会进行改变。未来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分配规模将一改之前以户籍人口认定方式,更多考虑常住人口因素,根据常住人口规模进行认定,以做到根据地方实际行动真正合理分配公共资源。

所有这些其实都和农民工的身份有关系,所谓的身份就是他的非本地户籍。那么非本地户籍的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户籍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改革开放前期,没有城市户籍意味着你不能进城,因为得有粮票才能在城市里买粮食,农民是没有粮票的;后来粮票取消了,农民能进城了,但如果没有户籍,意味着你进城可能会被遣返,但后来你可以有暂住证;到现在其实有没有户籍在很多方面已经差距不大,包括养老、失业保险,这些确实有差别,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收入来购买的,市场可以提供。甚至有些农民工还不一定希望缴保险,他希望落袋为安,变成工资。所以这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户籍意味着对各种各样公共服务的准入资格的不同,特别是子女教育与公共住房这关键的两项。于是,人和人之间由于户籍的不同而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这就可能使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冲突。我们自己的研究发现,户籍影响到了你对周围的人,对地方公共机构的信任。和有户籍的人相比,没有户籍的人相对更不信任周边的人和地方政府。在选择居住地时,本地人更倾向于跟本地人住在一起,外地人更倾向于跟外地人住在一起,这就导致居住区的分割,对社会的治理、城市的管理构成挑战。农民工在城市里面打工、生活,但她如果没有真正成为市民中的一员,那么他的消费模式也没有真正改变,这会影响他在城市的消费水平。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能改变户籍的身份,其实还可以扩大内需。所以户籍其实意味着很多差异,会对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

安居忧 进城农民难舍土地

建立市民社会从城市接纳和农民意愿入手

30多年前的城镇化发端于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由此出现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土地制度改革仍是关键因素。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来推进市民化?是否意味着我们要改革户籍制度、取消户籍制度?其实这个非常难。

一些在北京、深圳打工的农民工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由于不清楚未来土地政策的变化,他们对于在城市里安家仍心存后顾之忧。

所谓市民化其实有很多方面的维度、含义。其中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要有市民意识。市民和小农的区别在哪里?城市的重要特征是人口聚集,因此城市政府需要提供各种公共品,这就需要城市居民具有一种公共意识,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行为进行监督。即使没有户籍身份的变化,从农村进入城市后,农民对于城市提供的公共品的要求也是增加的,特别是他们对于子女教育、犯罪治理、环境保护等方面权利意识的增加,这本身也是一个市民社会建立的过程。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在缺乏稳定的定居预期的情况下,外出的农民工不敢转让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更不愿意放弃已经闲置的宅基地,造成在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下,土地的生产和生活利用率却有所下降。

但是,建立市民社会,推动市民化进程,还需要两个重要条件。第一,城市原有居民是否接纳?城市的居民可能抵触外来人口进入,不愿意外来人口侵占他们的利益。其中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主观上这是很多城市现有市民的一种狭隘心理。在一个充分竞争的社会中,如果不能开放地去迎接市场竞争,最终的结局很可能是反而被淘汰。充分的人口流动与人才竞争才能保持城市的活力。这种主观上的狭隘心理要改变。第二,客观上,中国目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还很大。如果城市不对外来人口设置进入门槛,那么原有居民所分享的公共服务必然被稀释,城市提供公共服务的也会也会很大。因此,中央需要努力推进跨地区的公共服务适度均等化,这样能减少城市原有户籍人口对外来人口的抵触情绪。

经济学家厉以宁曾表示,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土地确权要先行一步。他甚至认为,土地确权堪比另一次“土改”。

第二,农民是否愿意获得城市户口?不一定。特别是中小城市的户籍,农民不一定要。因为按现有制度,当他要了中小城市的户口,他不得不失去在农村,特别是在土地上的权益。如果在现有制度下,我们仅仅纠缠于户籍身份的转换,就算城市愿意接纳,农民也不愿意接受,这样市民化没办法推进。所以,我们需要在现有制度下寻找一些政策的突破口。这并不是说户籍制度改革不要进行,只是不要以一夜之间转换户籍的方式进行。

事实上,土地确权被看作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基础性工作。通过确权,农民能够拿到依法登记、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宅基地使用权证,获得更加稳定的预期,在城镇化过程中真正能够“走得出去”。

推进市民化从扩大公共服务开始

2012年底,国土部已基本完成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确权工作,农业部门则提出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妥善解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等问题。

虽然户籍不可能马上放开,但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却可以逐渐向外来人口扩大。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减少城市压力,并且避免了农民不愿放弃土地权益的问题。当我们去考虑扩大公共服务时,城市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分步骤地扩大公共服务。当城市的公共服务扩大以后,户籍改革的压力就非常小。因为该享有的公共服务,外来人口都已经能享受了,这时再放开户籍,阻力会非常小。这样的改革有一个外部条件,就是城乡以及地区之间公共服务必须要适度均等化。不然,扩大公共服务会不断有人愿意进来,这个压力也非常大。

成都作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从2008年开始推行以“还权赋能”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通过确权颁证,农民获得了集体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转让权,使得农村产权更为全面。

就算是扩大公共服务,有些公共服务看起来是在让农民工分享,其实他们是付了钱的。他们如果是自己为自己的公共服务付了钱,你当然应该给他分享。所以能否建立起一个付费机制非常关键。现实中是有一些付费机制存在的,只不过要看哪些付费机制更合理,并不是所有的公共服务都能建立付费机制的。哪些不能建立呢?比如,国立学校,严格来说只要是中国的高考生,都应该能平等地来考试,要付什么费呢?我作为一个中国的纳税人在纳税了,我就应该平等享有考这样的国立学校的机会。这种机会道理上来讲,你让它建立付费机制是说不通的。再比如,我们说有一些政策是面向低收入群体的,本来就不应该收费,就是要帮助他们,这类政策也是没法建立付费机制的。

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的研究,成都土地制度改革的路线图是,在农地确权的基础上,以土地指标交易带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加大集体土地流转、推动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促进城市化。

当我们真正让农民工实现他的市民化目标,让他真正和城市里人一样平等地分享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好处,中国就会实现更快的城市化速度。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将明显加快。因为由于农民工能实现市民化,他在城市里会真正地扎根,劳动生产率从配置和学习两个角度来讲,都会获得提升。同时,这还能促进城市服务业更快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孔祥智认为,随着农村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得到强化,再通过征地制度改革,将约束地方政府征地行为,大大提高征地补偿水平和土地利用效率,并改变此前粗放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只有城市化更快实现时,农村也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农民出来以后,农村人口减少,这时候人少地多,大型的农用机械就可以用上了。这时人均产量、人均收入会提高,农民才能真正富起来,我们讲的“三农”问题才能够真正地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个人梦想,在汇总的意义上就是一个中国之梦、国家之梦,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梦。

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则提出“农民自主型城镇化”的概念,即乡镇集体在符合城乡规划的前提下,不经过土地征用,在集体土地上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并实现农民生产方式转变与分享经济成果的城市化模式。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蔡继明认为,农民自主型城镇化保障了农村集体土地的权益,体现了农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使农民充分享受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果,缩小乃至消除了城乡二元结构所产生的各种差距和矛盾,同时也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脱钩难“逆城市化”现象显露

因为农民市民化和土地财产权利挂钩,在重庆、成都等地的户籍改革试点中,出现了不少“逆城市化”的现象。一些农民工不愿意要城市的户口,甚至于很多原有城市户籍的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以分得田地,享受城镇化带来的红利。

前几年,一些地方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实行“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的政策,实际上还是打着土地的主意。比如重庆曾经提出农民进城的“三件旧衣”换“五件新衣”(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子女读书、就业、住房)的政策,一度引起了很大争议。

据全国城镇发展改革试点经验总结,即使是在成都市,改革也没有完全摆脱对农村土地的依赖关系。在城镇保障性住房和失业保险等方面,还是根据居民是否拥有农村土地进行了区别对待,比如居民如果在农村仍然拥有宅基地和相应的房产,那么在城镇就不能享受保障性住房;居民在农村仍然拥有承包地和林地,就不能享受到基本的失业保险。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认为,农民的宅基地与承包地其实一直在承担着农民的社会保障职能,所以目前的城镇化还是不要急于去没收农民的地与房。如果再出现2008年式的金融危机,上千万甚至几千万人失业了,农村回不去了,宅基地与承包地没有了,可能会引发大问题。

专家认为,农民应该带着土地权利进城,转为市民后也保留其原有的土地权利,或采取市场化的退出机制。即使“土地换社保”具有合理性,其前提也必须是农民能够获得和城里人同等的社会保障。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一方面要尽快剥离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尤其是在农村土地得不到物权保障、不能抵押贷款的情况下,不能硬性要求农民工以放弃土地权利为代价来获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要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权。在符合城乡土地规划的前提下,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的相关制度安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分析称,城镇化进程中,要保护好农民土地权益关键在于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鼓励农民带着土地权利进城做市民,保障农民的宅基地用益物权,明确农民对农村整理节约出的建设用地享有收益权,确立以土地市场价值为土地补偿标准的计量依据等。

据了解,国土资源部已经考虑在加快完善农村医疗、养老等保障制度的前提下,逐步放开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而目前浙江、安徽、广东等地也已着手进行宅基地流转试点工作,意在探索建立宅基地流转制度,真正体现农民的财产权益,让农民带着“第一桶金”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