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目前全球气候问题谈判又裹足不前,二氧化碳减排本身的逻辑基础是清晰的

 教育时评     |      2020-01-14 22:29

4月13日,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访华的当天,中美两国签署并发布《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其中的关键看点有,成立高级别气候变化工作小组,将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议题纳入2013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申明提升两国间气候变化合作的规模和影响力度的必要性,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举步维艰之时,中美间的这一《声明》无异于给世界打了一剂强心针。当然,深谙气候变化应对和能源发展战略的克里和中方有关部门共同推动的《声明》并非中美间在气候变化领域合作上的心血来潮,其背后之意在于表明两国间在这一领域有着坚实的合作基础,包括共同的应对理念与诸多的积极推动因素,开展深入的合作显然将有利于维护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

丁仲礼:“拯救地球”口号下的国际大博弈

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合作已成为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的最重要议题之一——昨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约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双方主要围绕气候变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伟德体育 ,其一,中美合作有利于求同存异,共同推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G8国家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全球二氧化碳减排方案,旨在以此为基础,达成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但冗长的谈判并没带来多少成果,国际媒体大多用“失败”来总结该次“超级盛会”。自此以后,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年年召开,每次谈判到最后一天,必定要延时“夜战”,而离达成最终协议似乎迄今还有些遥远。

由于目前距离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召开仅有不到50天,而目前全球气候问题谈判又裹足不前,作为世界上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此番通话之重要性不言而喻。长期从事全球环境政策项目研究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于宏源副研究员指出,美国参议院立法减少碳排放尚未通过,月初的曼谷联合国气候谈判又让美国成了众矢之的,这让一向标榜积极应对气候问题的奥巴马颇受压力,而碳排放大国中国正是他极力争取的对象。

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的发展,其有效性都与框架本身对各国碳排放的覆盖程度密切相关,也就是世界各国实际意义上的参与度是衡量气候变化应对进展的重要指标,无论是何种减排机制,都需要最大程度上的国际参与度予以支持,这也是为何在气候变化应对的《京都议定书》中将协议生效的最低标准设置为55%碳排放覆盖率的原因所在。

由此不难推测,在“拯救地球”这样悲壮的口号之下,碳减排谈判其实充满着激烈的利益博弈。

胡锦涛还在通话中表示,期待着在北京同奥巴马就双边关系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推动此访取得成功,推动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昨天称,在下周于中国杭州举行的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上,美方希望能在知识产权保护、清洁能源、医疗器械和药品领域取得进展。

对此,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异的中美两国无疑有着不同的理解,中方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认为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上,发达国家理应为碳排放的巨大存量负责,承担更多的减排职责,在现阶段中国作为碳排放的“增量”部分承担相应的减排义务。美方的看法则不同,早在《京都议定书》实施之初,其国内就普遍持反对意见,主要的理由在于,为不同国家和地区设置不同碳减排职责的做法会极大地降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和碳减排的效率,从而削弱美国等附件1国家和地区进行区域性碳减排的效果。最后,《京都议定书》还没有提交给美国国会表决,便被克林顿政府先行否决。

首先应该指出,二氧化碳减排本身的逻辑基础是清晰的。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约0.8℃,它同人类利用化石燃料所释放的二氧化碳有主要关系。这个结论得到广泛认可,也成为碳减排的逻辑起点。

奥巴马拉拢中国

如此看起来,表面上中美两国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上的分歧较为明显,一个强调结构性应对和碳减排(中国),另一个强调效率性应对和碳减排(美国)。但值得注意的,这种分歧的结果却是相似的,即除了市场中的各种自发减排性交易之外,中美两国在最终都没有承担实质意义上的强制性国际减排义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9年召开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大会上国际社会共同签署的《哥本哈根协议》实则是在法律意义上正式承认中美两国的自愿减排地位,并将中美的自愿减排承诺作为量化指标纳入到全球的气候变化应对框架中。

但需要减排是一回事,谁负责减排又是另一回事。我们看到的博弈实际上主要围绕“谁减排”展开。

在双方的通话中,胡锦涛强调,中国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上,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巴厘路线图”确定的正确轨道,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功。他同时指出,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面临共同挑战,拥有共同利益。双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展合作,不仅有利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而且对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中方愿同包括美方在内的有关各方加强沟通、协调、合作,继续以积极的建设性态度为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以上演变过程说明,不论中美两国是否参与,他们都是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中的关键角色。到目前为止,任何忽略其中一方或同时忽略两方的应对方案都无法在实际意义上使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应对上取得成效,进而全球也无法真正克服和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和矛盾。如果说,国际社会一再降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目标水平,是在换取世界各主要排放国的积极参与。那么,从《京都议定书》中美在碳减排上的共同缺位,到《哥本哈根协议》正式纳入两国自愿减排目标,这一变化本身意味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和进展也正上升为中美两国的国家战略利益。就此而言,中美两国联手积极合作远比消极对抗来得更加务实。

这里需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对全球增温的认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因为增温有可能导致海面上升等负面影响,欧洲的几个大国就开始大力倡导碳减排,并推动了1997“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愿意签署“京都议定书”,是因为它坚守了一条重要原则,即“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这条原则至少在当时可以理解为发达国家负责减排,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阶段可不承担减排义务,并且发达国家将在技术、资金等方面支持发展中国家降低碳排放强度。

奥巴马回应称,美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会议取得成果。美中两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分别采取了重要行动。双方应该共同努力推动哥本哈根会议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采取具体的有意义的步骤,使会议取得成功。

其二,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有利于推动世界能源转变;

“京都议定书”签署后的十几年,发达国家尽管做了不少努力,但碳减排效果并不明显,因此他们开始主张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印这样的“排放大国”,也应纳入减排国行列。这个主张实际上是要弱化甚至放弃“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于宏源认为,中国同美国之间就气候变化的协议可能会关系到哥本哈根谈判的成败。“目前美国主推的就是大国之间在气候上的合作,而中美之间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目前国际社会的压力主要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加上胡锦涛在上月联合国大会上对中国到2020年会大幅度减排的承诺,更是使得中国成为美国最重要的争取对象。”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能源利用及转变事关重大,一方面,人类的能源利用和转变本身便是干预全球气候模式,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能源利用和转变也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机会成本,尤其是通过节能和新能源开发的方式来转变能源利用,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气候变化应对行动干扰和影响社会经济其他领域的发展。当然,基于气候变化应对的需要,实现能源转变的最大载体在于能源消费国和地区,能源转变的路径也正在于主要能源消费国的带动下,实现能源利用,开发和供应上的转变。对此,中美两国显然有着共同的诉求,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两国都在近期提出并逐步实施绿色能源的发展战略与政策,由此,对于两国而言,要想在中长期进一步锁定绿色能源发展的路径和效益,除了继续推进技术创新和市场利用之外,强化国际社会的接受度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此而言,两国间未来在绿色能源领域的相关合作及配合显然至关重要。

通过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规定一国的减排目标和任务,说到底是对未来几十年碳排放空间的分配。争取更多排放空间必定成为各国的坚定目标,因为它牵涉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几个重要方面。

奥巴马在自提倡清洁能源之后,就一直遭受来自美国国内众多的压力。除此之外,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貌合神离也成了奥巴马在哥本哈根大会前能取得成果的阻碍。在本月初在曼谷的筹备会谈上,美国及其他富裕国家被中国等国指责为试图从根本上破坏京都议定书。于宏源认为,奥巴马访华时同胡锦涛进行的会谈,或许将有利于哥本哈根峰会。

其三,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有利于共同保障能源安全;

首先牵涉到能源安全问题。美国克林顿政府是在京都议定书上签过字的,后来布什政府退出了,理由就是时任总统小布什的这句话:这将危及美国的能源安全。公允地讲,他说的没有错。在一个国家能源消费还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主力非碳能源如核能、水力能不被公众广泛接受,其他非碳能源如风能、太阳能技术尚不成熟的现实限制下,要减少化石能源消费难度极大。近几年,人均碳排放程度已经很高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均表现出从过去减排承诺上后退,其根本原因是能源消费转型的巨大困难。这几个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其他发展中国家自不待论。

同时,于宏源还认为,奥巴马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是他另外一个压力。有趣的是诺贝尔和平奖将在哥本哈根大会召开期间于挪威奥斯陆颁奖,如果奥巴马想成为一位当之无愧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就必须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时候有能够拿得出手的成绩,以扭转美国目前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阻碍作用。

一般意义上,能源资源作为具有代表性的“非传统安全”,主要体现为石化能源资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维护上,如果说针对石化能源等稀缺性资源,基于资源争夺的需要,中美之间还存在较强竞争性的话,那么在面对气候变化威胁的背景下,从传统能源向新能源及能效发展的能源转变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能源安全的内涵,界定为“非传统”的首要能源安全已演变为以节能以及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兴能源利用方式与石化传统能源生产及利用的冲突上。对此,作为新兴能源利用的推动者,中美两国在共同应对来自传统能源挑战上显然有着深层的合作需要,而且,这样的合作需要是远远大于由新能源产业同构发展所引发的竞争压力。

其次牵涉到未来发展空间问题。根据发达国家以往历史,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工业化、人均消费能力提升等因素驱动,碳排放量与GDP几乎等比例增长;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后约20年内,碳排放依然会缓慢增长。一些发达国家从上世纪末期开始的碳排放负增长,固然同可再生能源利用和节能技术应用有关,但不可否认同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实体经济外移、人口不再增长等有更为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处在工业化早中期进程的国家,如果承诺二氧化碳绝对量的减排,基本堵塞了自己未来快速发展、自主发展的可能性。

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热

总体上,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及新能源发展等相关领域的诉求上有着较大的相似性,这是中美两国的合作基础,也是维系合作的强大保障。

还有牵涉到历史责任问题。据统计,目前真正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只占全球总人口的1/5弱,其他经济体多处于农业社会和工业化早中期社会。毫无疑问,全球增温主要是由这些发达经济体造成,它们应该主动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由此,发展中经济体就很自然地坚持发达经济体必须率先大幅度减排,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援助发展中经济体。这些要求尽管理由充足,但发达经济体不愿接受。

而目前全球气候问题谈判又裹足不前,二氧化碳减排本身的逻辑基础是清晰的。事实上,目前,清洁能源领域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共同利益最接近、分歧最小的领域。

(作者系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从中可以看出,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两大阵营,它们之间的博弈核心其实就是要不要继续坚持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当然,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内部,由于各国经济社会状况的不尽相同,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识和担忧各不相同,各自诉求也有不同,在国际谈判中的立场也自然不尽一致。所以,不能将“约束性”协议尚未签署仅仅归因为存在着两大阵营的博弈。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昨天会见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桑顿等出席的“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的美方代表时指出,中美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在发展清洁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有着共同利益,合作前景广阔,具有战略意义。

这些年来,新能源技术尽管在不断进步,但据乐观估计,新能源从主体上取代化石能源,至少还需半个世纪以上。在这之前,气候变暖问题还会或多或少困扰人类社会,围绕如何通过二氧化碳减排的不同主张还会不断在国际政治、经济、外交,甚至文化平台上碰撞、交锋。但随着这些碰撞,各方一定会日趋理性,一定会从多方博弈转变成全球合作。这样的合作将促使各种新能源技术和节能技术得到更广泛应用,市场竞争力更强大,最终真正做到零排放。因此,全球性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指归。

昨天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清洁投资者论坛上,与会中国企业展示了11项计划, 这些计划可能在今后5年,每年可减少500万吨碳排放,相当于从马路移除95万辆汽车。论坛由美国政府支持的私募基金咨询网络举办,有超过200位清洁能源专家、基金经理人、企业和投资者参加。PFAN在论坛中一对一辅导与会公司提出的投资计划,计划包括太阳能、小水电、生质柴油、沼气,投资价值达3.78亿美元。

▲(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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