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明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批判方法的主要对象是现代性,内容提要

 教育时评     |      2020-01-14 22:21

伟德体育 ,一百三十年前,在马克思逝世的时候,某些粗疏无头脑的学者和意识形态家们还倾向于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驳倒,并且已经在海格特公墓被永远地埋葬了。然而事情看来远不是如此。正像马克思在往后的历史进程中一次次“复活”一样,马克思主义在时至今日的世界中依然显示出深刻而恒久的重要性。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论敌、马克思主义的“职业批评家”,也无法否认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当《资本论》第三卷出版的时候,桑巴特得出结论说:“我们对马克思的批判不是即将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时隔八十多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一著中写道:“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世界中一个令人时刻感到惊悸的精灵,是激起人们最热切的希望和恐惧、使人产生种种大相径庭的见解的根源。”

Marx's Philosophy and the Modern World

3月27日下午,长江学者、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吴晓明教授来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与批判方法”学术讲座。 吴晓明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批判方法的主要对象是现代性。现代性问题在当今社会受到高度关注,不同的学科、观点、立场都试图对它进行解释,因而现代性有多种的理解和定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讲,现代性是现代世界或现代文明的本质根据。现代性的两个基本支柱是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资本的基本特性是增殖,现代文明是建立在资本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因而现代社会的许多特征都与资本有关。而现代形而上学是指现代哲学及在此之上的现代科学和技术。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是一种密切相关的共谋关系。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二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是现代文明的限度以及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方法,是我们探讨、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必须立足于其上的方法。而这两个方面都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 此外,吴晓明教授详细阐述了批判方法。批判方法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其开山之作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吴晓明教授强调批判的最基本含义是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康德哲学批判地考察人类知识,把哲学从原先的独断论中解放出来。批判方法自康德起开始成熟起来。后世哲学无论对康德哲学有何不同见解,但都继承了批判的方法。 吴晓明教授谈到批判方法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他认为,当今的社会科学还未真正消化、吸收批判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理论,而且要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他对“事实”和“现实”进行了比较分析:“事实”是能在知觉中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属于实存范畴,而“现实”是在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是“实存和本质的统一”。当今社会科学的主要问题是主观思想,其基本表现形式是外部反思。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重要任务是从外部反思中解放出来,通过批判的方法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去把握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 随后,吴晓明教授就我校师生的提问一一作了回答。

确实,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的学说一样,对于现实的历史进程产生过如此切近而深远的影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引起了如此广泛而持久的争论。这种影响和争论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如果说追究的主题毕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替,那么马克思主义所涉及的重大问题却始终在争论中不断浮现,并实际上成为当代思想之关注的重点和争论的核心。

作者简介:吴晓明,复旦大学哲学院。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取决于这一学说与当代世界的本质关联,其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原发信息:《世界哲学》第20181期

其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学说,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为根基的。这一方法,不仅锻造出把握社会—历史的伟大认识工具,而且构成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内核与生命线。作为基本的思想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要义在于:揭示并切中当下的社会现实。在这里,“现实”决不像粗率肤浅的观点所设想的那样,是简单的“事实”,即能够在知觉中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现实”决不是这样的,按黑格尔的说法,现实是实存与本质的统一,是在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因此,如果无法深入到社会—历史的本质性之中并把握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那么,“现实”就还根本不可能被揭示着前来同我们照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比其他历史学来得优越,因为它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中去了;因为它能够理解和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的双重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作为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之一,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为了能够充分认识和分析这一社会现实,历史唯物主义的纲领必然被人文社会科学愈来愈多地加以消化和吸收。只要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揭示和把握社会现实的思想任务,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就将按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突出地显现出来。

内容提要: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在于它对现代性作出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就现代性意指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而言,马克思的学说意味着使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进入到批判的把握之中。这样的本质—根据,一方面是资本——作为物质动因构成现代经济生活之支配一切的权力,另一方面是现代形而上学——既作为技术的本质,又作为一般的观念形态以构建现代世界发展所需要的架构。马克思的学说是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而这一批判的原则高度是以超越知性科学的唯物史观为思想基础的,同时也是以充分占有现代性成果的新文明类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为实践定向的。因此,马克思的批判将“体会到异化”提升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中去了。正是由于当代世界的本质—根据依然从属于现代性,并且正是由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具有特定的原则高度,所以马克思的“哲学”就依然作为“思想母体”在我们的时代中起作用,确切些说,就依然在问题架构和意义领域中统摄着当代世界的理论与实践。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如果说,现代性在这里是指现代世界(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本质根据;如果说,这样的本质根据主要包含两个基本方面,即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那么,马克思的学说在这个意义上正是现代性批判。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取决于它对现代性的批判,取决于这一批判的深入程度和原则高度。我们知道,马克思学说的主要对象是现代世界,而这一学说对现代世界的理解首先是批判的。所谓“批判”,其最基本和最简要的含义是: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因此,就马克思的学说而言,对现代性的批判无非意味着:在其本质根据上把握现代世界的前提条件和历史界限。这就是说,把现代世界本身当作一个历史事物或历史进程来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肯定了现代世界——以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为原则的世界——的伟大成就和积极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证了现代世界必然遭遇的历史界限和覆灭命运。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是一种历史现象,这难道有什么不可能理解的吗?事实上,相反的假定倒是难以理解的,即假定现代世界及其原理是自然的并因而是永恒的。不仅如此,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具有原则高度的:正是这一原则高度要求批判能够充分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并诉诸全面的社会改造,而不是使批判仅仅局限于伦理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虚弱本质中。约言之,只要当今的世界仍然以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为本质根据,只要马克思对这种本质根据的批判性分析依然占据着未被超越的原则高度,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就将表现为:使这个世界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成为批判的和能思的。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当代世界/现代性批判/社会现实/唯物史观/新文明类型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人类实践方面指向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并不仅仅表现在理论和思想方面:它诉诸实践批判并且本身就贯彻在当代人类实践的历史进程中。正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进程本身向着未来的筹划,要求在当代人类实践的整个具体化过程中,开展出一种真正现实的可能性,亦即被称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只要现代世界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人类的毁灭,只要最广义的历史将继续保有文明的重要成果(特别是现代文明的成果)并使之成为人类自由的表现,那么,拯救的现实性便唯独存在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之中。在马克思看来,通达社会主义新文明类型的道路根本不是抽象的,它必然是在世界范围内为全部丰富的历史性实践所充分具体化的,而绝不依循所谓“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公式,即“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由于在这里任何超历史的公式都无济于事,所以马克思真正说来乃是提出了任务——指向未来的思想任务和实践任务。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参与到当今人类向着未来筹划的历史性实践中去了。因此德里达说得对:“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政治哲学发展趋势”(项目编号:12&ZD106)的阶段性成果。

总而言之,只要我们依然面对理解当今社会现实的重大课题,只要我们依然生活在现代性所支配的世界中,只要我们的历史性实践还试图真正筹划未来,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就将不可遏制地表现出来。就此而言,马克思乃是我们这个时代开启出真正思想的伟大导师。正如熊彼特所说,可以被称为伟大创作的思想,是有生命力的,它们会隐没而又重现,它们会遭遇反对和驳斥,但它们却独立于我们的爱憎之外。“就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而言,这样的反面评价甚至正确的驳斥,不但不会给予它致命的伤害,只会有助于显示出这个理论结构的力量。”

自马克思的学说诞生以来,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的学说那样,对于人类历史产生过如此切近而深远的影响,并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引起过如此持久而广泛的争论。事实上,这样的影响和争论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虽说在马克思逝世的时候,就有人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驳倒并在海格特公墓被永久地埋葬了,虽说诸如此类的“讣闻”后来也一再被发布并广为流传,但事情看来决非如此。在较为晚近的年代,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论敌,马克思主义的“职业批评家”,以及更多试图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中立的”专家,只要是稍有见识者,也不再否认马克思学说之深远的时代意义了。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时,桑巴特的论断是:“我们对马克思的批判不是即将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拉宾,1981:7—8)时隔86年,美国经济学家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写道:“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一个令人时刻感到惊悸的精灵,是激起人们最热切的希望和恐惧、使人产生各种大相迳庭的见解的根源。”(海尔布隆纳,2016:1)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对于马克思学说之意义的估价和论断,我们今天也许有了更多的历史意识和特定的时代感;而对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最好纪念,莫过于就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作出深入于思想内容的积极阐述。本文试图依循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的关联来展开论述,从而表明: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在于它对现代性的批判——对现代性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这一批判的原则高度在一个方面是以超越知性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思想基础的,在另一个方面则是以充分占有现代性成果的新文明类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为实践定向的。正是由于当代世界的本质—根据依然从属于现代性,并且正是由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具有特定的原则高度,所以马克思的学说就依然在问题架构和意义领域中统摄着当代世界的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作为一种学术或理论上的分类而言,往往意指马克思学说的一部分,或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是其特别重要的核心部分)。但就哲学之更加广泛的、与时代本质相关的联系而言,正如黑格尔将哲学标识为“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一样,马克思把真正的哲学称之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在这样的意义上,为了阐说特定的思想—理论与时代的关联以及这种关联的不同尺度,事实上可以形成更高标准的“哲学”概念——用以表示主导并统摄一整个时代的思想“母体”或文化主干,而其他的思想—理论都是在由其规定的问题框架或意义范围内活动的。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就以这种方式区分了“哲学”和“思想体系”:哲学首先是指“上升的”阶级意识到自我的一种方式,因而哲学就成为一整个时代的思想的武器和语言的共同体,成为对其间所有的知识进行统一的整体化方法和调节性理念;而所谓“思想体系”,则是围绕着“哲学”的枢轴来旋转的,并且是从这一枢轴中去获取其问题定向并规模其意义领域的。就这样的“哲学”概念而言,虽说哲学创造的时代是不多的,但可用以标识不同时代的根本性质与特征。萨特由此将近代以来的哲学区分为三个“著名的时代”,即笛卡儿和洛克的时代;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马克思的时代。“这三种哲学依次成为任何特殊思想的土壤和任何文化的前景,只要它们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它们就不会被超越。”(萨特,1998:10)

这个说法的重要性在于,马克思的学说被把握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因而被特别地把握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清晰地看到: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据实际上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以前观念的“表面更新”;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超越”,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回到马克思以前的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则是重复马克思“哲学”的思想。(萨特,1998:10)事情确实就是如此——在这里得到强调的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的“命运”。这决不意味着各种“超越”的主观意图不存在,也不意味着那些似乎已成为“超越”的实际成果全都无效,而仅仅意味着:当一个真正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时,代表该历史时代的“哲学”就依然作为思想母体统摄着各种“思想体系”,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规范其问题定向和意义领域。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之所以不可超越,是因为任何人、任何理论、任何“思想体系”(包括一般意义的哲学)都不可能超越其时代。正如黑格尔所说,“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黑格尔,1961:序言12)

在这样的意义上,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所处时代的基本性质,在于马克思的学说在怎样的深度和广度上把握并切中这个时代的本质—根据。一种“哲学”的真正生命力和统摄力唯独是根据这种情形来接受指派并获得估价的,而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所能经验到的思想界的实事之一,恰恰是马克思学说之恒久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统摄力。熊彼特(他被称为“资本主义传统的坚定捍卫者”)在1942年便就这一实事作出过如下的说明:绝大多数思想家的创造在经历一段时间之后便永久地消失了,这段时间或者只是“一顿饭的工夫”,或者最长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但另一些作品却不是这样,它们经历过失落,不断地遭遇到拒斥、攻击和反驳,但却一再地重新出现了——这样的作品乃可称之为伟大的,而马克思的学说无疑就是伟大的。伟大的作品根本无需乎其基本构思和细节完全正确,甚至“可以想象它基本上是错的”——但这一切都不是要义之所在,关乎宏旨的是:“对于马克思的体系来说,这样的非难,甚至是完全的否定,并不能给予马克思的体系致命一击,而只能有助于揭示出这个体系的力量。”(熊彼特,2003:2,并参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