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式外交」也就更主动、积极,即中华夏儿女民共和国家幼功于本人的列强地位打开的外交

 教育时评     |      2020-01-14 22: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每隔一定的周期,中国外交就会有一个大的主题性的变化,从1949年到现在,第一个三十年(1949-1979年)是安全外交,外交的任务主要是维护政权的安全和国家的安全。第二个三十年(1979年到2009年)是发展外交,外交主要服务于经济建设。2009年以后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大国外交。

伟德体育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新中国70年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基本结晶,符合时代潮流及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新形势下,必须坚持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有利外部环境,为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记者 汪莉绢中共19大前夕,讲述「大国外交」的宣传片在央视播出,以「习式外交」概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外交风格与魅力。什么是「习式外交」?用习自己的话说,就是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外界看来则是,带有霸气色彩的强硬外交政策路线。从个人或国家层次来看,习近平上台以来,将邓小平当年提「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方针,从「韬光养晦」倾斜至「有所作为」 ,再走向「主动进取、积极作为」,并不令人意外。亲自出击 五年走遍五大洲习上台之初,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三大军事大国,雄厚的经济实力与科技军事力量的提升,虽然还难以在世界舞台与超级强国美国平起平坐,但日益强烈的大国意识和实力,加上习本身的「霸气」与「强势」领导风格与特质,想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大国争雄的意图,「习式外交」也就更主动、积极,更重视参与国际事务以及国际制度的建设。主政五年来,习近平比江泽民、胡锦涛两人更热中、也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推动大国外交。他走遍五大洲,除了日本以外,世界主要大国几乎都有他的身影,从上合组织、金砖五国到亚太经合会、G20、联合国大会等,都亲身与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并提出「中国方案」,提升在全球事务的话语权。习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国梦」,也与「世界梦」相通相连。如果说以前中国外交着重于与己相关事务,「习式外交」则逐步将影响力扩展至全球事务,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甚至主动设置议程,以期逐步改变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或金融等领域既有的秩序或格局。例如,创办亚投行、倡议亚太自贸区、推出「一带一路」、建立「金砖+」新机制等,都显示出习有全球争雄的意图,有心透过建立「中国特色」的多边主义,重塑国际秩序。强势崛起 邻国惧、美国忧「习式外交」提出新的对外关係的基本準则、价值观,其中「强化底线思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主要特色,以强大的综合实力为后盾,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更加坚持底线,毫不退让。对钓鱼岛海域进行常态化巡航、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大动作建设南海岛礁等,使周边国家对中国是否「和平崛起」感到担心。亚太平衡 中美须达成共识一个强势的崛起大国,令周边邻国感到惧怕,也使美国忧心区域领导地位受挑战,增加防範与牵制力度,北京的周边外交也几度陷入困局与面临强大压力。近期的中印边境对峙、北韩一再试射飞弹、南韩部署萨德飞弹以及东海、南海主权争端等等,说明在亚洲地区政经结构处于变动之中,中国与其周边国家的矛盾与冲突正在激化。若不能化解周边国家疑虑,争取他们认可与支持,习式大国外交是没有成功的基础。长久以来,中美关係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习的外交方针也主张「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如何妥善处理好与美国及周边国家的关係,尤其管控中美分歧,使双方在亚太地区战略互动达到平衡并获共识,应是下阶段习式外交的首要任务。

大国外交一般有两层意思,第一层基于对象界定,如果一国的外交以大国为对象,即使它是一个小国,它围绕大国开展的外交也是大国外交;第二层基于主体界定,一国自我定义为一个大国,从这个自我定义出发,界定自己的利益目标、运用与大国地位和能力相匹配的手段开展的外交就是大国外交。这里讲的大国外交就是第二层意思,即中国基于自己的大国身份开展的外交。

深刻认识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重大意义

导致中国外交主题从发展外交向大国外交的转变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走向了国际舞台的中心。这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走到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一样。第二个是国家实力的增长,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上升到了世界第二,这样虽然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已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实力的增长,外界对中国的期望值也在上升,希望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第三是中国海外利益的增长,迫使中国要积极地在边境线外维护和促进中国国家利益。国际形势的剧变、中国国力的上升和海外利益的增长呼吁着中国的大国外交,如何构建这一大国外交体系也因此成为今后五年甚至更长时期内中国外交要面临的一个主题。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新中国外交的特色、优势、传统,凝聚着新中国成立70年来外交理论和实践探索成果,必须在新时代发扬光大。鸦片战争以后,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的旧中国,经历了一段饱受欺凌、战火连绵、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黑暗历史,独立自主和和平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夙愿。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强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周恩来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一规定确立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独立自主”和“维护和平”的主基调。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交坚持“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废除了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切特权和不平等条约。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得到印度、缅甸政府共同倡导,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虽然我国外交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先后经历过“一边倒”“两线作战”“一条线、一大片”等特点和变化,但我国外交独立自主和维护和平的主基调和根本追求从来没有改变。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发生重大变化,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在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正式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概念。此后30多年来,我们根据形势变化和任务要求,先后提出和实践全方位外交布局、走和平发展道路、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政策、主张,实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时俱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承载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梦想的政治术语,从最初的基本立场到概念形成再到发展完善,经历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进程,也必将见证和贡献中华民族强起来的伟大使命。

大国外交跟前面讲的安全外交、发展外交相比,有一些重要的不同。其一是怎样更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由于中国的利益全球化,如何有效地保护我们的海外利益,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其二是如何积极地参与塑造新的世界秩序,为世界做贡献。我们经常强调国际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但现在还有一个趋势,就是国际责任中国化,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会看着中国能做点什么,以及怎么做。其三是外交手段,大国外交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资源。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符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有利于我们广交朋友、开放发展,维护延长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变局的基本动力是生产力发展和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基本趋势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尽管存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反全球化等各种逆流,存在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等各种乱象,存在战乱、传染病、自然灾害、网络攻击等各种威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顺应时代潮流和各国人民期待,站在历史正义的一方,承担引领人类文明走向的历史责任,已经并将继续为我们赢得世界上最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创造更有利外部条件。

理念制约与外交主题变化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及中国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中华文化基因,是立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全局和长远的战略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也是追求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华民族向来具有独立自主的性格和和合共生的传统,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而未曾中断、历久弥新的伟大文明,与这种内在的独特的文化基因息息相关。近7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和发展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今天,面临伟大复兴光明前景的中华民族,必将循着自身文明密码、本国制度性质、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构建大国外交体系首先面临的是理念上的制约。这些制约表现在:我们可能还没有很明确地认识到构建大国外交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对中国的国际定位、外交指导方针、外交政策目标等重要问题的看法并不是很统一;对一些新的国际规范的认识跟不上形势。在国际定位问题上,有发展中大国、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负责任大国、新型大国、亚太大国、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等各种提法。在外交指导方针上,还在将主要精力放在讨论如何处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二者的关系。在外交政策目标上,这几年中央领导强调外交要服务于政治、安全和发展三个核心利益,外交工作不再纯粹为经济发展服务,但是政治、安全和经济这三个利益目标的优先顺序是什么,相互关系如何,似乎并没有形成清晰的看法。由于存在着以上制约,我们就难以在外交理念和体制上有重要突破,难以更加合理地界定外交政策目标,难以采取更加积极进取的外交态势。对一些重要的国际规范,比如说主权原则的有限性,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相对性,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的合法性等等,我们的认识相对滞后,因此遇到实际问题就难以更好地把握,这有时也导致我们外交工作的被动。

准确把握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要义

如何克服理念上的制约?首先要敏锐地认识到中国外交主题所发生的时代性变化,从而理解构建大国外交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进而意识到外交理念和体制转型的现实性。其次,要明确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的新型大国的国际定位,这一定位决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和手段特征。第三,明确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是“有所作为,谦虚谨慎”,。第四,要基于国际形势的新发展和国际政治的新实践,接受或部分地(或有保留地)接受一些新的国际规范,以指导我们的外交实践。

新形势下,中国同世界的联系空前紧密,同世界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外部条件。与此同时,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对维护国际秩序、推动世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影响和塑造国际局势的能力日益上升。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宽广的国际视野和长远的战略眼光,以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统筹做到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开放合作、互利共赢。

体制制约与体制创新

独立自主。就是要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际大局就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外交工作必须始终把国家独立、主权、安全、尊严放在首位,任何情况下绝不拿原则做交易,绝不能在任何压力下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对国际事务,坚持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绝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各国的事情由本国政府和人民自主决定,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协商,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侵略扩张和干涉别国内政。倡导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当前体制对构建大国外交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在现有格局中,外交工作实际上的负责人的地位还可以更高;二是有效的内部协调机制还显得不够;三是部门间分工还可以更合理。在对外交往越来越活跃,参与外交、外事的部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现有的外交协调机制存在着不够顺畅、有效性不够好的问题,这不仅降低了外交工作的效率,也浪费了诸多资源。最后,外交资源也存在条块分割的问题,如对外援助由商务部负责,对外教育和文化交流合作由教育部、文化部负责。

和平发展。就是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不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圈套。我们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努力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手段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和热点难点问题,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反对恃强凌弱、背信弃义,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霸凌霸道行为。和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但是,和平发展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中国要和平发展,各国都要和平发展。中国坚持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根据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维护和平发展的基本要求,建设必要的国防力量,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中国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不参加任何军备竞赛和军事集团,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要克服体制制约,就要确立党管外交的基本原则,建立大外交体制。强化中央外事办公室协调职能。还要注意合理分工的问题,比如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上升,对外援助的力度会越来越大,外援作为外交的重要工具会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具体援助谁,援助多少,应由外交部根据对外关系的实际需要提出建议,由商务部执行。

开放合作。就是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贯彻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开放合作中谋求自身发展,以自身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日益紧密,开放是源头活水,合作是成事之基,任何一个国家要把自己关进封闭孤立的黑屋子,要同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利益链完全脱钩,都无异于自残。我国发展成就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今后要实现更大发展,必须立足于对世界更高水平的开放、同各国更深层次的合作。面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反全球化等逆流,必须顺历史潮流而动,高举经济全球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旗帜,积极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坚定不移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和完善,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能力制约与能力建设

互利共赢。就是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此,就要摒弃零和博弈、丛林法则、唯我独尊、党同伐异等不合时宜的旧思维,树立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合作安全、开放发展、包容互鉴、珍爱地球、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新理念。人类社会发展不可能永久停留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而另一部分人食不果腹的失衡状态,当今世界面临的发展赤字、公平赤字、治理赤字必须得到正视和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为解决这三大赤字提供了方向和路径。我们要从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入手,从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尽可能消弭数字鸿沟着力,推动人类朝着建设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不懈努力。

「习式外交」也就更主动、积极,即中华夏儿女民共和国家幼功于本人的列强地位打开的外交。要开展大国外交,我们面临诸多的能力制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人才不够,在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向国际组织输送更多的合格人才,进入国际组织中高层工作,在那里维护中国的利益,同时也发挥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但是现在有良好的外语和专业背景、能够胜任国际组织工作的人才紧缺,这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称,制约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发挥。二是物质手段不充分。中国要保护海外利益,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就需要相应的物质手段,如海上力量投送能力,但无论是2004年印度洋海啸的救援还是亚丁湾护航,都暴露出我们在这方面能力的欠缺。物质手段的短板不解决,外交常常会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三是战略思维和战略运筹能力不足。大外交需要综合运用国家总体力量和诸种手段,以实现政治、经济、安全等多重目标,但过去在处理一些对外矛盾时,过分依赖经济手段,迷信经济因素的作用,不愿、不敢也不擅长使用安全手段。这样就大大制约了我们处理矛盾、解决纠纷的能力。四是社会资源的利用能力不足。随着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进入国际政治领域,纯粹依靠政府去搞外交在很多情况下是孤军奋战,而且往往效果不佳。大国外交尤其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参与。社会资源不仅可以助政府外交一臂之力,在很多场合甚至可以发挥传统的政府外交起不到的作用。但是目前由于理念和体制上的原因,我们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严重不足,这使得中国外交总体上仍处在“单打独斗”的状态。

全面落实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战略任务

要突破上述能力制约,就必须大力加强能力建设。首先是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和复旦大学等有基础的高等院校设立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有针对性地开设相关课程,并为有较好潜力的学生提供到国际组织实习的机会,毕业后优先推荐到国际组织任职。其次,军事现代化要考虑保护海外利益和承担国际责任的需要,要加强对相关军事装备的投入。第三,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矛盾和纠纷时,不再过分依赖经济手段,而是综合利用经济、外交、安全、法律手段,提高战略运筹能力。即使在打经济牌时,也要学会“正打”(给好处)和“反打”(减少或不给经济上的好处),不能一味靠“利诱”。第四,建立有效利用社会资源以服务于外交工作的机制,如在外交部建立社会资源司,重点加强与学术界(包括智库)、商界和非政府组织的联络,以委托项目的形式请他们协助做相关国家或问题领域的工作,向他们提供信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以便利他们开展工作。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必须落实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部署的四大战略任务。

社会环境制约与环境塑造

健全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外事工作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制度保证。健全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就要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深入推进涉外体制机制建设,统筹协调党、人大、政府、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统筹协调驻外机构各方面各领域工作,加强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格局,确保党中央外交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贯彻落实,更好形成对外工作合力。外事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中政治性最强的工作之一,确保正确政治方向至关重要。对外工作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一切以党中央制定的对外工作大政方针为依归,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严格遵守党的外事工作纪律和规矩,决不容许擅作主张、各行其是、阳奉阴违。要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不断推进外交理论创新,始终在变局中认清本质、在纷乱中抓住主流,确保党的对外工作大政方针正确有效,保证党中央对外工作决策部署及时有力。要加强涉外法治工作,在驻外使领馆逐步探讨设立相关制度,对中国公民和企业在外旅行、工作、学习、生活提供相应法律指导和服务。要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尽快补足我国在国际法领域核心人才短缺、理论创新不够、现实运用不足等短板,在国际法研究、制定、运用上与我国外事工作的要求相适应、与我国大国地位相匹配。

在全球化、信息化以及中国社会发展多元化、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大背景下,公众对中国外交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并积极地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手段表达其观点。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遭遇的集体记忆,由于中国力量的快速发展和崛起过程中与外部世界摩擦的增多,公众既有受害者心态,又有大国心态,二者都容易滋生对中国外交的非理性看法,而青年人尤其容易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感染。这种社会环境不利于构建自信、理性和大气的大国外交,不利于“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理一些摩擦和矛盾,甚至会干扰中国对外战略的大局。

完善全方位外交布局。重点是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目前,我国已经同世界上18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层级的伙伴关系,同相关地区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等机制,实现了同发展中国家交流合作机制全覆盖。进一步完善全方位外交布局,就要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扩大中国的朋友圈,坚持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基础上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推动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推动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要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把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我们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是,和平发展是有条件的。个别国家无视他国利益和感受,不择手段维护自身霸权,毫无节制追求自身绝对安全,严重侵害他国尊严、利益、权利、安全,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了维护我国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和有利外部条件,为了维护全人类利益,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全球战略稳定。面对中国和平发展,西方一些人造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来说事,妄称中国“国强必霸”,同美国为争夺霸权而冲突甚至战争不可避免,引起国际社会公共产品短缺和治理危机不可避免。这些都毫无疑问是以己度人。中华民族没有侵略扩张、称王称霸的基因,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不愿跟任何人争霸和对抗,不会坐视中美关系和世界被拖入对抗的深渊而无所作为,不会推卸自己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担当。同时,我们不挑事、更不怕事,必须针对这些“陷阱”的警示,做好出现任何情况的万全准备。

要克服社会环境的制约,就必须积极塑造理性的公众心态。首先,在一些涉外事件发生时,政府部门要尽可能快速和全面地提供相关信息,防止公众被传言、谣言所误导。其次,要更积极地引导和塑造舆论。政府官员要主动、积极地通过媒体向公众解释和说明情况,要鼓励从事外交工作的官员经常性地到大学里作报告,与教师和学生对话,介绍中国外交工作的成就,解释中国基本对外战略,让师生们更全面地看待中国外交,理解中国对外战略的大局。第三,要建立外交政策专家库,聘请一批学术上有造诣、持论比较客观公正、政治上可靠的专家学者加入,请他们为中国的外交工作建言献策,鼓励他们在媒体上就热点问题发表看法。政府部门应经常性地向他们做深度吹风,让他们无论是内部建言献策或公开发表意见都能持论有据。

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设。这是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抓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对世界贡献的国际公共产品,目的是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推动相关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推动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从2013年9月提出至今,已有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我国签署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形成一大批务实合作成果。我国先后两次在北京成功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冷战结束以来影响最大的国际公共产品,其建设也从大写意阶段进入到工笔画阶段,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总抓手。要维护完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个别国家打着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之名,妄图公器私用打压其他国家发展,甚至不惜搁置、虚化、废弃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导致全球经济治理赤字加剧,国际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危机。在经济全球化面临曲折、多边主义面临挑战的大背景下,我们要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基本原则,通过双边、多边等方式,推动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日达成,推动中日韩经济合作,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要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善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责任,欢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搭乘我国发展的快车,推动解决全球发展失衡、数字鸿沟等问题,推动实现各国共同发展。要健全对外开放安全保障体系,加快补齐安全保障短板,在扩大开放中牢牢扎紧维护国家安全的篱笆,防范外来颠覆渗透破坏活动,加快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完善领事保护工作机制,维护海外同胞安全和正当权益,保障重大项目和人员机构安全。

话语能力不足与话语权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这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维护我国利益、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必然要求。在当今世界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国际社会很看重我国的立场和态度,已经形成离开中国参与很难作出实质性重大决定的国际共识。这在客观上对我们提出了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我们与时俱进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参与国际多边事务,主办多项重要国际会议,在重要国际组织中代表性、话语权、影响力日益提高,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机构,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出越来越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当前,国际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日益增多,完善全球治理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全球治理赤字不仅没有缓解迹象,反而呈现加剧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必须以勇于担当的精神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引领世界格局演变方向,引领人类文明进步走向。为此,必须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必须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组织有的在代表性、话语权上落后时代,不能反映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现实;有的受到强权政治干扰,无法发挥应有效力;有的则面临被架空虚置的危险。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问题上,有的国家出于一己之私妄图以变革之名行害人之实,未来难免会有一场艰巨激烈的斗争。我们要引导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在正确轨道上行驶,必须对各种开倒车的行为高度警惕、坚决斗争。必须推动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各自能力等原则基础上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坚守国际承诺,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同时尽己所能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能力,善尽维护人类家园的国际责任。必须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支持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平台机制化建设,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

在信息化的时代,国际话语权的打造是大国外交的重要体现。当前的问题是,中国外交工作局面越来越大、越来越活跃,但喇叭不够响,对国外听众的影响力太小,由此造成国外公众对中国外交的不了解甚至误解。究其原因,一是对外沟通渠道不足,现在除了外交部发言人的定期新闻发布外,其他经常性的沟通机制似乎基本没有,或发挥作用有限。二是信息量的供给不足。对一场外交活动的信息发布往往就是几句话,外国媒体往往觉得没有报道价值,没法写出有可读性的报道,这样就产生不了我们所希望的媒体传播效应。三是表达方式还不够灵活,不生动。

要打造外交话语权,首先要建立多元的对外沟通渠道,除了新闻发言人的定期新闻发布会外,还要有就重要外交活动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官员向中外记者通报情况、回答问题,外交部的官员还要经常性地(有时要及时地)接受国外媒体专访,解释中国的相关政策,澄清外界的误解,外交官员在出访时要到所在国的大学和重要研究机构发表演讲,与听众深度互动。还可以请外交政策专家定期出访,与国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交流。其次是增加信息供给。应视不同的沟通渠道提供不同的信息量。定期新闻发布会主要是及时通报信息,信息的供给量不在多而在及时。就重要外交活动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则应提供与该活动相关的权威、全面的信息。媒体专访和演讲则讲究信息的深度,除了陈述事实外,还要有解释和阐述,要有观点和见解。最后,表达方式要灵活。定期新闻发布会和专题新闻发布会比较正式,因而要求语言平实、简洁,但媒体专访和演讲则可以语言生动、风趣,允许个性化的表达,以增强感染力和说服力。

周边制约与周边经营

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非常复杂,近年来,周边矛盾进入了集中多发期,这一趋势会延续到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间。周边事态对中国外交的制约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对中国外交长期寻求的目标——维持稳定的国际和地区环境构成了挑战。其次,它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复杂化。第三,一些别有用心的大国趁机插手中国周边事务,推行其对华制衡战略。最后,周边问题吸引和消耗了中国外交资源,削弱了中国在别的地区和问题领域的外交投入。周边制约因素不克服,大国外交就缺乏至关重要的地缘依托。

如何克服周边制约是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期对中国构建大国外交的重大考验。我们首先要使周边外交的目标实现从“维稳”到“经营”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出于谋求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需要,我们的周边外交也重在维稳和求稳,对周边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采取了回避、搁置等办法。在新的形势下,一些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难以再回避和搁置。这就需要我们的外交来推动解决这些问题,以此塑造持久稳定的周边环境。不管是朝鲜半岛,还是南海,抑或美国撤军后的阿富汗,都是今后中国周边外交要啃的硬骨头。

其次,要在周边外交中善于运用多种手段。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处理周边关系主要靠发展政治关系。从90年代末到现在,中国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发展周边关系。在新的形势下,中国要更多地发挥安全手段的作用,要娴熟地综合地运用政治、经济和安全手段,更有效地解决问题。此外,还要提高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安全影响力的能力。经济影响力是我们周边战略的重要基础,要研究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安全影响力的途径和特点,同时要加强内部经贸、外交、安全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

第三,要增强外交工作的创造性,以突破困局、打开局面。例如,在处理南海问题上,鉴于美国和东盟其他非主权声索国都想介入南海问题,中国不妨提出举行直接相关国家——中国、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参加的对话,以增进对彼此立场的理解,探讨稳定南海局势的措施。此举既显示了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方式上的灵活性,又能有效地将美国和不是南海争端方的其他东盟国家排除在外。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对话绝非多边谈判,而是侧重交换意见、汇聚共识。鉴于其他各方(如菲律宾与越南、马来西亚)之间也存在争端,这一对话不太可能形成其他四方共同对我的局面。即使出现这种局面,只要美国和其他东盟国家插不上手,中国也能较好地应对。此举表面上看是中国做出了让步,实质上是以退为进,实现南海问题去东盟化和去美国化。

第四,要加大周边机制构建的力度。对周边的经营应以有效的机制为平台,我们虽然奉行不结盟政策,但不排除建立各种合作机制,目前除了上合组织和“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外,我们主动推动建立的周边机制不多,今后要加强周边机制的设计和构建,对已有机制要做实,要体现出效果。

最后,要发挥对地区未来格局的想象力和塑造力,提出地区格局的愿景和规范。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提出的新太平洋共同体、亚太共同体、东亚共同体等等愿景,不仅是一种想象力,也是一种号召力和影响力,更是一种话语权。我们也应就亚太和东亚格局提出我们的愿景,掌握处理地区事务的制高点,并积极地去推动和引领地区国家一起努力塑造这样的格局。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